本期作品全文

有时天上的云很白很白，总让人想起那个夹杂着蝉鸣的夏天。但又不必对它有太多憧憬，即使谈起回忆时想起它，也只如记忆蒸馏进眼睛里，很快就又溜走了。只有那条路一直在，偶尔走在树荫下，眼睛一转就又走在了那滚烫的路上。

关于那条路我好像又没什么可说的，只记得膝盖上摔的伤，记得那个不敢靠近的牛棚，还有那条总朝我叫嚷的黄狗。那时我想，为什么村里的狗总是黄的，后来觉得可能是为了好在路上撒欢吧。

我已经忘了第一次走上这条土路是什么时候，或许在我学会走路前就见过它，也或许我就是在那里学的走路。我总觉得是第二种，不然没办法解释那种隐隐约约的熟悉感。后来也不在意这些了，毕竟只要走在那里，我的脚总会认出来的。

这条路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走在这里的图景，却像一段模糊的连环画，总是浮现在脑海里。每每回忆起，倒也觉得有意思。在小小的我的脑海里，那条路是宽敞的，能容下我们一家人并排走过，还能走到不同的家里，不管走到哪，只要没走出那条路，都会有长辈或伙伴带着我玩。后来又觉得它是坎坷狭窄的，每次转弯，我都害怕一个脚滑栽进路边的坑里，也怕走到别人家里，还记得那条路的下坡，有个鸡窝和一户人家，那似乎是幼年带我玩耍的长辈家。

小时候怕黑，又贪玩，总伙同小伙伴去隔壁哥哥家看他玩电脑，他也常给我们放电影看，一部电影往往看到天黑，他家大人再同他一起送我们回家。虽说记忆里是隔壁，但又要走一段路，再拐个弯。记得有次拐弯时，有只蜘蛛在手电筒的光里爬走了，晚上洗脸才发现它爬到了我的衣服上。现在想来，或许对虫子的恐惧就是在那时埋下的。

那条路上，还有外公。外公每天天刚亮就推开商店的门，再慢悠悠地从门口转到家里去喂鸡，阳光照在地上还不热的时候，外公就来到了他的小商店里。除此之外，我对外公的记忆并没有多少。我能记得他的长相，记得他那个小商店里的电视，还有那些我偷偷从柜台拿走的糖果。他大概是很喜欢我的，有时我馋嘴，他吃饭都要分给我半碗。

我常在电话里听见母亲和舅舅劝外公搬去城里住，可他还是守在那个布满油渍的门帘后，等着那些偶尔过来坐坐的老朋友。夏天的晚上，他都是在商店里睡，商店的货架后面，有一个不宽也不窄的空间，放着一盏舅舅买的台灯和一个看起来很暖和的小床。外公躺在那张床上，在台灯的照耀下像个遥远的岛，他的拐杖就靠在床的旁边。台灯一关，他的轮廓就融进了背后的墙壁。其实我没进去过，但每次想起外公就想起商店，想起商店，总能想起那个空间。

后来我从那条路上远走，再想起外公，却分不清记忆里那个商店门帘后的他，到底属于一天中的哪个时间。只记得当他一个人在商店里，调着电视看着同一档节目的时候，阳光会从泛黄的窗子里渗进来，照在外公的脸上。那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只觉得他好像随着商店一起在那条路上凝固了。

再次看到外公的时候，他趟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外公侧着头，看了我一会儿，又转过头看着天花板，没说话。天花板上有一盏不亮的灯，阳光正照进来，很暖和，但我总觉得他不只是在盯着灯。后来我出去转了转，不知道为什么抬起头，看了很久天上的云。好像记忆里那个夏天的云一直就是这样白，看着那白云，我想到了商店里的外公，想到了通往商店的那条路，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。

现在外公已经走了，葬在舅舅的玉米地里，他的棺材原来就躺在老屋后面，我还以为那是张废弃的桌子。葬礼那天我没哭。为什么没有哭？我常在树荫下思索，或许是我对那个夏天，那片云和那条路还不够熟悉？

十五年前，桃源街还没有封闭小区，每天放学我都会穿过老居民楼的楼缝间。这里的街道总是被泥水泡得湿漉漉的，空气里弥漫着鱼和肉的腥味，叫卖声、剁肉声和车铃声不绝于耳，往来的人们推着自行车，在泥水中留下一层叠一层的车辙和脚印。

街道两旁摆摊卖菜的小贩都是上了岁数的，面色深沉，神情暗淡，皱纹好似刀割斧凿似的，头上要么戴着线帽，要么戴着蓝布鸭舌帽，衣服又脏又旧，坐在摊布上垂着头，面前堆着翠绿鲜亮的蔬菜，偶尔抬头观望着往来行人。

经过这里时，我总是低头推着车跟在人群后，一方面留心脚下的泥水洼，一方面不愿看到他们的眼睛。我心里觉得他们看起来像在乞讨，不知如何应对。我也想过绕远路上下学，可是这边几乎不会遇到同学，没事还能看看光景，哪怕总免不了弄得一鞋脏泥，也是能接受的，况且，我还想看到那个苍白的女孩。

第一次看到她，已经是穿秋衣的时节了。她站在一个三轮车干果摊前，个子挺高，身着素净的衣服，脸颊瘦削，额头饱满，最惹眼的是那一头盘发，应该是用心打理过，用一个玳瑁色的大发卡固定在脑后，似乎故意额外留了一些发丝，任由它们垂在两颊，随风飘动。

她好像总在发呆，木愣愣的，摊主递给她干果，她也是缓缓抬到眼前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接过干果时，她露出细长的手指，手腕上分明的骨节，比脸色还蜡白且纤细的小臂，她比我以为的还要瘦得多，瘦到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步。

每次看到她我都移不开目光。也许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，也许我在等她眨一下眼睛，或者打个寒噤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像个人偶似的不会自己动，还是我的错觉……

姥姥不以为然。直到我说"我好像遇到了个鬼"，她才警觉起来，先是说"什么鬼，哪有鬼，要说幽灵"，接着追问："什么幽灵？你在哪看到什么了？"

姥姥对鬼神有着同样的尊崇，不许我对冥界的生灵有任何冒犯。

"就卖菜那条街，那个集上看到的，她总是面无表情，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，也没穿校服，整个人就跟幽灵一样。"

姥姥浑浊泛黄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错愕，转瞬便恢复如常了。

"那是街北老王家的，得白血病了，估计没有太长时间了，唉……"

"白血病？"

"是呀，绝症啊，绝症。"

"她才多大啊？"

"可说呢……跟你差不多大，遭了这种罪。"姥姥边说边摩挲着我的头，"以后再遇见，可别再盯着人家看啊，别打扰人家。"

我内心并没有感知到白血病的沉重，后来专门上网查了一下，才了解到这种病需要承受的苦痛。我感觉她不像白血病人，虽然表情木木的，可还是正常走动啊，要不然怎么到了集市上呢？可能老人们也不懂，是误传也说不定；也许她确实生病了，身体太虚弱，暂时不能上学，也不一定就是什么绝症。

"死亡"这个词离我太远了，就像电视里的新闻和书里的故事。我还没见过谁真的会死，人死后是什么样？是像睡着了吗？会去哪里呢？这些念头一冒出来，我就不敢往下想了，她也应该像我一样吧，无法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。

那段时间，我总是想起她的身影，大大的盘发，发丝随风飘散，眼睛无神，下巴尖尖，脖子细弱，似乎一手可握。

一天下午，窗外的操场上空荡荡，几只鸟飞过半空，很快就融进了天色，树影摇动，风声一点点加紧，窗沿潮乎乎的。语文老师打开日光灯，又回到讲台，捧起书讲起了《雨的四季》。

老师背后的黑板反着光，灰白色的只言片语，让人有点看不清。大家都低着头看着书本，偶尔有几声咳嗽和抽鼻子的声音，玻璃上的倒影恍惚地重叠着，我感到有点闷。

天色没有再暗下去，即使这样，远处的山也已经基本看不见。雨水落到窗户上，几点凝聚的水滴，沿着玻璃滑落，轨迹蜿蜒。"这场雨也让人闷闷的，无声地落在我们身边，再淌到窗沿，把墙浸得更加潮湿，等到天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"

"李浩然。"

同桌用胳膊肘拐了拐，我才知道老师点了我的名字。

"我们继续。"

几位同学闻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文老师没再多说什么，扶了扶自己的眼镜，长吸了一口气，便继续读着下一段话，他的语气和往日相比更深沉舒缓了些。

放学时，雨停了，远处山色空蒙，粉色的晚霞出现在天边。我很快就到了集市街口，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了，到处是水洼。

小贩们照旧出了摊，只有卖肉的没在，蔬菜沾着水珠，显出特别的生气，买菜的大人跟平时一样多。

我推着车，慢慢穿行过集市，果然，她还是站在干果摊前，穿着拖鞋和素衣，盘的头发和那日一样，也还是那副愣愣的样子。

要不我过去买点干果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刚想调转车头，后轮被身后推着自行车的大人撞了一下，一脚踩进了泥水里，啪嗒一声，裤脚、大腿正面和侧面都溅了一堆泥点。这下免不了被念叨一顿了，看着仍然伫立在不远处的女孩，我突然对她有了些怨气。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怨气，是迁怒，是天气，是距离……？我到底推着车向她走去。

"同学，你看什么呢？"

我走到近前叫了她一声"同学"，她缓缓转过头的样子倒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生硬，只是没有回应我的话。

"我是十二中的。放学回家经常路过这儿，这不今天想买点干果……"

她这时完全看向了我，没有血色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。

"什么……？"

"你要什么？"她有气无力地重复了一遍。

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没想好自己想要什么，也可以说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做什么，恨不能转身直接走掉。但她挪了几步，指了指我面前的葡萄干说：

"这个？"她竟有超出我想象的干脆，指着面前的干果摊问我。

"葡萄干……我不大想吃，我有糖……你……吃吗？"我的手已经伸进了校服口袋。

"我吃不了。"

她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

"你家在哪边？"

"怎么了……"

"天快黑了，咱可以一块儿。"我莫名多了些勇气。

"我要等我爸一起。"

这是我第一次从她眉目间看见了情绪，是什么呢？我说不清。

"我改天再买吧。"我推着车走了，清风拂动着她的发梢，目光低垂，突出的锁骨和细瘦的脖子与苍白的肤色一起被暮光染成金黄……这个女孩，此时唯一能看出的异常，就是天气已经有点冷了，她穿得还很单薄。

一路上我都在想，她应该没有绝症，她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懵懂、疑惑、凝视……她的身体也未必有多不健康，只是偏瘦，可能就像姥姥说的，有些孩子不爱吃饭，有点厌食。那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呢？

从桃源街走到富春路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回到家，姥姥问我怎么搞得身上脏兮兮的。

"找幽灵找的。"

"傻孩子，跟你讲了别打扰人家，快把衣服换下来吃饭。"

"知道啦！"我回着姥姥的话，心里又浮现出了那在夕阳斜照下的身影，"她肯定没有白血病。"我自言自语地絮叨着对她的发现。

第二天，她没在干果摊上，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一周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她。

又过了几天，晚饭时，姥姥随口提了一句："那孩子没熬过去。"我大口大口地扒着碗里的饭，没作声。

两年后，我要去另一个市区读高中了，母亲与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。对新住处，我没有不适应，只是学业更繁重了，我总是想念姥姥。"你姥姥年纪大了，怎么也不能跟着你跑。"母亲说。我只好寒暑假回去看她。

按照惯例，今年除夕、初一、初二在姥姥家。初一晚上，刚吃完晚饭，洗碗的时候，姥姥突然眯着眼睛凑过来说，已经买好了"装老"衣服，衣店老板人挺不错，还送了一双布底绣花的鞋。"你只是肝边有个小囊肿，阴天下雨膝盖疼，哪还有什么问题，还耳聪目明的，那视力我都羡慕不来，明明离……还……"

我一股脑吐了许多话，手里的碗也洗得更用力了，看着水池里越来越多的泡沫，一些过去竟漫了出来。

当初姥姥跟我说，"那女孩走了，突然就不行了。"后来她爸回老家了，孩子没了就不必在这儿找营生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走过那条街，我总盼着这一切都离我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

收好碗筷，我坐到姥姥身边，对她说："不要做这么多菜，每天吃剩饭剩菜，对身体不好！"

"嗐，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的。"说完又摩挲着我的头，把我揽在她的怀抱里，接着又放开，用手比划着："从这么大点，长到这么大了。"

"可不，多亏了姥姥！"

"哈哈……能看到重外孙长大就好咯！"

初秋，老家寄来一箱蜜薯。地窖里存到那时候，糖分已经封住了。纸箱在快递站搁了两天，我去取的时候抱在怀里，沉甸甸的，一路换了两趟地铁，把手勒红了。帆布包分装了一些，到阿远他们那儿的时候，包和箱角都有点潮了。舟舟开了门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她已经把鞋柜上的东西拨开让我放。我蹲在地上拆纸箱，用剪刀划开胶带，她捏了捏其中一块，说这个肯定甜，接着选了三根去厨房洗了，塞进空气炸锅，定好时，回来继续坐着聊天。阿远在里屋对着电脑，偶尔搭两句话。等空气炸锅“叮”一声响，满屋子都是烘烤过的焦甜味。拿出来的时候皮已经皱了，撕开来热气往上冲，我们三个人坐在茶几边上，黏糊糊地吃了一手，都吃完了。

隔了一周，舟舟逛市集带回一袋面包，说是手工发酵的，外皮烤得焦脆，切开来气孔很大；还有一小罐橘子酱，她外婆熬的，玻璃瓶封着，塞在牛皮纸袋里，纸袋上贴了张便签，写着“配蜜薯吃”。我接过来，顺手把包里一对降噪耳塞给了阿远。几块钱的东西，逛文创店看见的，想起他老抱怨宿舍走廊半夜有人打电话。耳塞躺在透明袋子里，阿远接过去看了一眼，说“行”，就放在电脑旁边了。后来我去他那屋，看见耳机一直搁在显示器底座上，旁边还立着一管颜料，盖子没拧紧。那天下午我们仨坐在沙发上喝汽水，聊社团活动里的一些事，把面包撕成几块，蘸橘子酱吃。橘子酱有碎果皮，甜里带一点酸。

有一回舟舟给我编了一根手绳，红黑配色的，粗细刚好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，第二天去商场买了一对银耳钉，见面的时候送给她，她说你干嘛，我说你上次那个。她推了一下，说不用，我说你拿着。两个人推来推去几个回合，气氛忽然就紧了。她后来收了，耳钉偶尔戴，有一回戴了一只就出门了，另一只不知道搁哪儿了。我松了口气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阿远用攒了挺久的钱，买了个二手胶片相机。周末约我去郊外拍，说你不是一直想试试嘛。那天我们在河滩上走，芦苇很高，风一吹全往一个方向倒。他教我怎么测光，怎么过片，我没太听懂，就按他说的做。回来的时候他从包里掏出两卷胶卷，递给我说给你练手。我说那你呢，他说我囤了好几卷。我收下了。回家找了找，翻出一个便携补光灯，去年生日人家送的，我没用过。见面时拿给他，他接过去仔细端详，说刚好，有时候光线不好。那天我们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翻刚冲出来的照片，芦苇拍虚了好几张，河滩那张还行，水面上有反光。他看着照片说下次天好的时候再去。我说行。

秋天快到底的时候，我回乡下住了几天。山上野栗子熟了，每天傍晚提个竹篮去捡。山路上落了一层，我蹲在地上剥壳，壳扎得手生疼。攒了几天剥出大半袋果肉，回城立刻分了两份。一份给舟舟，一份给阿远。舟舟拿去做曲奇，第二天就装在铁盒子里送来了，黄油味很浓，盒盖上贴了张便签，画了个笑脸，不怎么圆。阿远寄了一箱花草茶到我宿舍，箱子里没别的东西，我隔了一天才看见箱子底下压了一张卡片，写着“熬夜喝”，笔画飞出去了。

舟舟有收集明信片的习惯。去什么地方玩碰见好看的版式，会顺手买一张，背面写几行字寄给我或者见面拿给我。写得很短，大概是“今日阴、老街上有人卖栀子花、这家书店的猫不理人”这类。偶尔翻一翻，看见某一页的日期，会忽然想起那天她说的许多事情。后来我也学她，逛旧书店或者小展馆的时候翻翻明信片架子，合适的就买几张，攒着见面一起给她。

阿远喜欢徒步。每次进山回来，书包侧兜里装着石头或者干枯的树枝。他在水龙头底下冲干净，晾干了分给我们当摆件。我桌上有一块灰色的石头，一掌大，表面很平，放在台灯底下。有时候写字累了抬头看见，会想起他去的那座山。我爱用钢笔写字，墨水、纸张、墨囊，囤得多了就分装出来给他。他说他写生的时候用。他画完的速写有时候拍照发到我们仨的群里，有时候把原稿夹在书里带过来。

入冬前有一阵家里有些事，我连着几天没怎么说话。某天傍晚阿远发消息说，出来走走。我下楼时他在路边。阿远给了我一罐果酒。他说兼职那边发的，喝不完。我接过来握在手里，冰镇的，瓶壁上全是水珠。两个人绕着学校走了一圈，说了几句有的没的，就回去了。那罐酒我放冰箱里搁了两天才喝。月底兼职发钱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相机收纳袋，跟阿远那台机子应该配得上，就下单了。见面时给他，他接过去掂了掂，塞进包里。中间隔了大概半个月。

上周我们去旧物市集，舟舟看中一个杯子。青色的，口沿有一道裂纹，用金缮补过，补得不是很平。她拿起来看了挺久，放下，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。我转了一圈之后折回去买下了。出市集的时候递给她，她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，说那裂的地方其实补得挺好看的。逛完我们走出去，她带我去路边一家糖水铺，点了一碗红豆沙推到我面前。那家店之前路过几回，我念叨过，一直没进去。碗端上来的时候还是烫的，陈皮味很重，熬得沙沙的。她把那个杯子放在桌上靠墙的地方，怕被人撞到，又往里推了一下。

渐渐地，三个人的东西都堆了好些。蜜薯早就吃完了，只剩那个装过蜜薯的帆布包，洗了几回，颜色褪了一点。果酱瓶洗干净了，里面装的是缝衣服的针线。胶卷拍完冲出来了，底片夹在册子里，有几张过曝得厉害，也没扔。明信片、石头、花草茶、曲奇盒子、耳塞、补光灯……堆在一起，码了三年的日子。

有一回傍晚我们仨拎着汽水上天台。阿远新洗的一卷胶卷晾在绳子上，风大，相片被吹得翻来翻去。舟舟蹲在地上给其中一张背面写日期，笔没水了，甩了两下才写出来。我坐在矮墙上剥橘子，剥完分了两半递过去。风把相片吹得哗哗响，汽水罐子在手里慢慢变温了。

两千零五年，我轻轻地来到这个世界。幼年时期在我脑海中的留存，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画面，所以我拼命地记录，以永久保存那不再重来的童年。

我所在的千禧年代，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。上个世纪的果实与新时代的萌芽，塑造了我独特的童年记忆。我经常想，到底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这样一个时代，终于有一句看起来并不相干的诗句从思绪里跑了出来——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

乱花竞妍，朝气蓬勃；一日骤变，如梦似幻，这就是我眼中的千禧年代。记忆中，我奔跑在道路东边的小巷中，太阳照耀着我的身躯，影子印在墙上，说不清是我跟着太阳，还是影子跟着我一起奔跑。只记得阳光明晃晃，稍微不注意就要摔倒，但我还是要跑。

跑累了，我就好奇地四处张望，想看看这儿，摸摸那儿。只有二十平米的便利店门口，飘着各种香气，香肠、玉米、包子……不征服我便不罢休一样。我却偏偏不肯罢休，这大概也是一种时代的脾性。我站在便利店门口，罔顾那些美食，专注于眼前杂乱无章的地摊玩具，它们有各式各样的样式、颜色，各式各样的奥秘。我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口袋里却是空的。于是我郑重地立下誓言：以后要成为一名玩具店老板，不，我要成为一名潇洒阔气的玩具店老板，一旦遇到同我一样站在门口痴望的小朋友，我就大手一挥，全都免费。

幼年的理想如同六月的天，上幼儿园之后，我便把数不胜数的玩具都扔在了一边，开始梦想成为一名冒险家。记忆里，喧闹的街道上嘈嘈杂杂的声响不断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路边的窗户是蓝色的，晃得人眼晕。我三步一跨穿梭在路中间，两边，窗户旁，楼梯间……楼梯间里昏昏暗暗的，只有灰尘和阳光能穿过镂空的梯廊，它们飘浮在半空，看起来没有任何阻力，却还是跑不过我。

黄昏降临，整个世界晒得金黄，连树上的叶子都是。废弃的楼亭旁恍若一处仙境，玫瑰花、菊花、薰衣草、紫薇花……在黄昏的余照中点染出别样风采。可它们受了太阳的迷惑，竟团结起来，一齐发出迷人的芬芳，使我停下了冒险的脚步，开始长留在此静处。

千禧年代的一切都来得太快，不只是我多变的理想。霓虹灯转眼就照亮了街道，闪烁的灯光笼罩了整个世界，那让人不敢奔跑的黑暗，仿佛只锁在了卧室里。灯光昏昏沉沉的，风扇嗡嗡作响，我躺在父母中间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梦里，我在幼儿园，捧着满是铁锈味的不锈钢水杯咕咚咕咚地喝水，四周的墙花花绿绿的，电视剧里灰太狼刚抓到懒羊羊。我来到一处长廊，长廊上方被藤蔓缠绕，阳光透过藤蔓的缝隙，照在方格的地板砖上。荧白的前方，有一股力量在驱使着我向前。

醒来以后，身边空无一人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。一转眼，我已读完了幼儿园，初中，高中，屋顶的圆灯发着白光，头前的玻璃是透明的，宿舍楼下有一家没有玩具的便利店。

我的心里泛起一些酸楚，不知道那前方有什么等待着我。所幸，写下这些字，先留下了我的童年。

因为一枚桃核，我在二〇一九年的春天，认识了吕师傅。

那时我刚从学校辞职，出于对闭门在家的抵触，整天在十笏园一带游荡。老实说，我对那座据说郑板桥画过竹子的园林毫无兴致。园林的街道破碎泥泞，屋舍老旧，且看街尾那“吕氏核雕”的招牌，每个字上都有一块漆皮翘起，不免令人想到老树掉皮；跟老树皮一起在脑海中晃的，还有《核舟记》。

门内只有一个师傅，正对着桃核下刀，见我进来，师傅抬头瞥了我一眼。

“来啦。”声音很低，使我怀疑这人不太精神。

“看看。”我说。

“看行，别动。”说完他就不再理我了。

这位就是吕师傅。

那天我东瞧瞧西看看，站了足有四十分钟，他也不催赶。“人一闲了，就能发现这些小玩意儿的不一般。”收获了这番感悟，我终于想离开了。走之前，吕师傅把桃核从固定架上取了下来，一吹碎屑，举到我眼前。这时我发现他那眼睛倒有神采，跟皮肤上的褶皱颇有反差，再看那桃核，已化作一艘乌篷小船。船上有多扇可供开合的窗，窗里几粒人影，有正对着窗举酒杯的，有桌前独坐看书的，还有个小孩儿扶额苦思，对着一个棋盘……

“看过《核舟记》吗？”吕师傅问。

“看过。”我想接过核舟，吕师傅却不愿易手，我便凑上去看。这近看又不一样：桃核的纹路很浅，细细密密的，自中间向外扩散，一层一层恰成了船身的花纹；窗棂纤细，吕师傅指尖一拨，真能灵活地转开；还有一个人把玩着一把小刻刀，活像吕师傅自己……打开窗，他们一个个活灵活现；关上窗，又消失在吕师傅手掌之间。开窗关窗之间，好似隔开了一个世界。

“你这跟课本上的《核舟记》差别很大。”

“外行银。”

吕师傅是潍县人，讲起话来胶东腔很重，这一句“外行银”，实践着方言俚语特有的魅力，使人顿觉亲切。那天以后，我在十笏园转着转着就到了他店里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吕师傅的话匣子也慢慢打开了。不过，他手里的活儿基本不停下，偶尔半天只吐出两句话，多半是对核料不满意：“这橄榄心儿是空的，杏核忒小气咧，核桃脾气孬，说裂就裂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料子最好？”

“那还得是桃核，出成品就是好东西，不硬不软，还能避邪。要是遇到山林子，一个人落了单，可少不了它。”老吕说这话时眼睛眯着，一侧嘴角微翘，接着感叹起自己落单好几年了。

吕师傅六十五岁，老伴走了以后一直自己住，女儿在青岛上班，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。店里就他一个人，人家看上了什么，自己拿起来问价，他报个数，爱买不买。我问：“自己一个人能行吗？”

“你这话怎么和俺闺女儿说嘞一样，她还让我去青岛嘞。”说这话的时候老吕的嘴角翘成了弯月。

“你看，担心着你呢！”

“那也不能去，去了准刻不了桃核了。”

“那咱生意这么个做法能行吗？”我又问，待了一段时间，我已切实感受到了吕师傅店里的冷清。

听到这话，他哈哈笑了起来，说够吃就行。我见状也跟他开起了玩笑，说他可不少吃。吕师傅身形高大，不胖不瘦，平日里坐在那儿雕刻不显得，站起来就快顶着门框了。

“能吃咋咧，能吃是福！”他的声量大多了，“俺每天早上在街口的火烧铺吃俩肉火烧，再喝一碗豆腐脑儿；中午在店里用电炉子煮三大碗面条儿，晚上回家馒头就炒菜，顿顿得吃饱！”没等我说什么，他补充道：“不吃饱干活，手上哪能有准头嘞。”

吕师傅手上有准头，我第一次来就领教过了。那天走之前，我这个“外行银”有幸看到了他收藏在铁盒里的《核舟记》。盒子大小像老式五斗柜的抽屉，底层铺着棉花，棉花上躺着数不清的桃核。每一个都刻了又没刻完，有个刚开出半扇窗子，有个船头坐了个小人儿，有的只现出一道尖瘦的轮廓。他摩挲着那些桃核，说这都是《核舟记》。见我没作声，他拿起其中一个，指着上面的小人儿说：

“你看这个举杯的，书上咋说的，大敞着怀，露着胸脯子，仰着个头，眼珠子往天上瞅，”我忍不住打断：“原文是这么写的吗！”

“我刻了好几版都差点儿意思，后来才悟出来，这个人不是喝醉了，是心里没事儿，”吕师傅不接话茬，又拿起另一个说，“这个一手拿画，一手拍人家背的是心里有事儿。你要是不知道他们有事儿没事儿，就刻不出那个劲儿！”

“我只知道人家原文说的是‘袒胸露乳，矫首昂视’‘东坡右手执卷端，左手抚鲁直背’”站在讲台上带着学生一字一句译读的经历顷刻间翻涌而出。

吕师傅也因此知道了我先前是教师。后来说起这第一次见面，他说一打眼看我就觉得像教师，我中指一侧起了茧，一看就是拿笔杆子的。我说拿笔杆子的也不一定是教师，他“嗯”了一声问：“所以你是弄啥的？”

“写小说。”我愣愣地挤出三个闷字儿。

“了不得！”

“差得远呢，才发几篇，都不满意。”

“妈的，不满意就对咧，刻桃核也是这样，这辈子都满意不了。这一件儿刚完事，就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，下一个又有下一个的毛病，刻了一辈子最后恨不得全烧喽。那《核舟记》里说什么‘技艺灵怪矣哉’，就这么个理儿！”

“这回你倒是把原文背对了，”我调侃道，“那做不出最好的你甘心吗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满意是不满意，不好是不好，这是两码事儿。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没再追问。见我手里把玩着核舟不说话，他接着说：

“以前我是给木头嵌银的，嵌得平平整整，谁看谁满意，可总觉得少点啥，到核雕我才明白过味儿来。”吕师傅说到这停下了。

“少啥？”我问。

“嵌银吧，相当于给木头穿衣裳，可这核雕，是从木头里往外掏人气儿。掏心，掏肝，掏魂儿！”说完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枚桃核，眯着眼冲着窗户，盯着看。

“这可有点吓人了。”我开着玩笑，眼睛却看向了吕师傅举在阳光里的桃核。

“自己掏出来的魂儿，哪有好坏这一说？你能对自己不满意，还能对他们不满意？”他自顾自地说。

从那以后，我在老吕的店里坐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有时候天黑了，他在灯下刻桃核，我就在桌子另一端举着笔磨洋工——这是老吕对我的锐评。他不问我写的是什么，只看我造出多少字儿来。

五月末的一个夜里，下着大雨，没什么客人，我照旧跟老吕守在店里。雨打在房顶铁皮上，犹如一群锅碗瓢盆团结起来在造反，扰得我心烦意乱。老吕放下手中的刻刀，凑过来问我写多少了。

“正卡着呢，不知道怎么写结尾，开头也得再改，一整篇全是瑕疵。”

老吕说：“有问题怕什么，歇会儿，让咱也给你这写小说的讲个故事。”

“快讲快讲！”

“九七年，潍县在十笏园搞了一个民间工艺展，咱也去参展了。最后一天，来了一群香港游客。里头有一个老先生，约莫七十来岁，站在展柜前面看了很久也不走，我说看入迷了啊，他才开口说他老家是潍县的，四八年举家搬到了香港。小时候在白浪河边长大。河上有船，船上有人卖朝天锅，问我能不能刻一枚白浪河的船，一定得是河上那种木头船，船头支一口锅，船家一边撑船一边卖。我说行啊，价格不急慢慢谈。后来花了两个多月，刻好寄到了香港。老先生收到以后打了个电话，说船的样子对了，锅的样子也对了，但船家不对。白浪河河道窄，河上的船家身子是往后仰的，撑船的时候得时刻看着船尾别蹭到岸。我刻的那个，船家身子往前倾。”

老吕说，他在潍县活了一辈子，没见过白浪河上有船，是看人家异乡半辈子，就这么个心愿，硬着头皮接下了，只能想着画报上的船刻。被打回来之后，他觉得羞臊，立刻重新刻，还刻得更仔细了。老先生的儿子打电话来催过好几回。这回他让那船家的身子使劲儿往后仰，上半身侧着身朝船尾看，歪着身子几乎躺直下去。天上的云还映了一满河。刻完以后赶紧又寄到香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儿子专门写了信来感谢他，说老先生临走前攥着那枚桃核说：“回家了……回家了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老吕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地上，他看着溅起来的水花说：

“刻桃核的，一辈子刻的就是人心里的东西，但咋样才能刻出别人心里的东西？只能不停地刻，刻到自己在船里活着，就知道该往前仰还是往后仰了。”

老吕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坐在他身后，想着他日复一日坐在门口刻核雕的样子，不知不觉出了神。

“想啥呢？”他把我喊了回来，“该买个核雕戴身上了。”他说。

“对，对……”

“对啥对，你写小说也一样，得写别人心里的东西。愣啥呢，写吧！”

得了老吕的启发，我决定写一个关于核雕的小说，可一天到晚店里采风，落在纸上不出数。我厌恶这挤牙膏似的创作，又无能为力，盼上了老吕那些与核雕相关的故事。

这天，我们在街角一家朝天锅店坐了下来。

“慢慢吃，汤免费续。”我跟老吕说。

“呵～你这算盘叮当响！”老吕边说边笑着盛起了汤。

趁着他把饼撕成小块泡在汤里的时候，我问：“老吕，你说之前做嵌银，怎么改核雕了呢？”老吕的勺子里一缕细细的热气直直地往上窜，他不紧不慢地放到嘴边，喝出呲溜呲溜的声响。等勺子里的汤下了肚，他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厂子改制了，结了点儿钱，后来就开了这个小门面。”

“那你的手艺呢？”

“手艺……师傅给的呗！”老吕这一句话说了两段，中间不顾烫，又往嘴里倒了一勺汤。

“师傅？吕师傅的师傅肯定手艺了得！”

“嗐！”老吕又喝了一勺汤，“讲讲？”

“讲讲！”我边说边猛点着头。

“咱年轻时候流行南下，厂里好几个工人都去了深圳，回来拿着大哥大，咱肯定也眼馋啊！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老婆孩子呗，咋能舍下。后来就想学个手艺，师父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的，就去找他了。”

“那师傅就愿意教自己的传家手艺？”

“可不是谁都教！”故事刚开始，老吕亮晶晶的黑眸周围，皱纹已经变换了好几种形态，说这话的时候，连着额头横亘的几条纹路都舒展开了，显出自豪的样子。

“还是咱吕师傅厉害。”我把他碗里的汤又续满。

那晚我们一直坐到店里要关门才走。老吕说师傅一共就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天分高，一个诚心学，他属于后者。“当时咱带着半成品去的，刻得乱七八糟，起码诚心让师傅看到了。关键师傅就一个儿子，也吵着闹着南下了。”

老吕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老手艺传下去难哪！拜师也不是磕个头的事儿，前后花了快一年呢。”

“一年！”我确实惊到了。

“嗯，这是师傅给下的任务，让比着《核舟记》刻。我说刻不了，那是师父的活儿。师父说能刻就刻，不能刻爱上哪上哪。咱一听一百个不服气，刻就刻！”老吕说，他每刻一个，就去找师傅看。师傅通常只瞟上两眼，就把老吕打发回去了。有一次老吕的师傅才看了一眼，用小拇指一拨核舟上的窗，核舟顿时轰然倒塌了。老吕说，别看核舟小，那窗裂屋倒的声音，直往心里砸。他也没话说，就回去再刻。这样来来回回一年，师傅才把他留下。

那晚我俩在十笏园门口分别，各自回家。回家前老吕站在十笏园门口说：“郑板桥当年在这园子里画竹子，说胸中有竹，俺师傅更厉害，那心、眼、手，没一个地方不是核舟。”

十笏园的白墙黑瓦在路灯底下显出特别的静谧，我对着墙下的身影挥了挥手才转身走。回家的路上，看着昏黄的路灯，青黑的树和脚下的路，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老吕拜师的故事，还有他那句“心、眼、手，都是舟”。

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老吕店里的风扇日夜不停地转，不像我依旧游手好闲。这时候最容易燥火难抑。老吕说我看着像要着火了，嚷着让我试刻核舟。

“刻核雕精心呢！何况你要写核雕，咋能不自己上上手呢！”老吕说着递给我一个刻了一半的核舟，先让我学打磨。打磨既不是刻核雕的第一步，也不是最后一步。我因此问老吕，是不是怕我浪费他的桃核。原本以为老吕会像平时一样开玩笑，他却认真地回答道：“那肯定的！这是俺们手艺人的宝贝，可不是随便糟践着玩的。”随后又递给我一张砂纸。

我还是第一次摸质地如此细软的砂纸，老吕一边盯着我，一边示范着如何把核雕表面磨光滑，还不忘嘱咐：力道要匀，轻了磨不掉毛刺，重了会磨掉舟身的花纹。原本我想调侃老吕不像他师傅，要花上一年才肯教我。见此情状，我把窜到嘴边的玩笑咽了回去，学着他的模样，小心翼翼地打磨着手里的核舟半成品。说来惊奇，砂纸跟核舟都握在手里的时候，脑海里居然是一个个字儿在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情景。

后来，我还体验了开窗。开窗实在是一个精细无比的任务，要先在桃核上定位，再使一把钻头打孔，接着用刀尖一点点掏空纤维，稍微一抖，窗就变成门了；再一抖，就注定了轰然倒塌的结局。我不无意外地，一上手就把船顶子掀了，紧张得顿时失语。这时老吕才平静地告诉我，他给我的核舟，是自己淘汰的。

“老吕，你太不地道了！”

“一举两得，这才叫地道呢！”

后来，我刻了好几天，口中不停地念着“慢，慢……”终于成功地开了一个小窗，立刻激动地跟老吕炫耀。老吕说：“行行行，一个小口子也算是个意思了。”

开了窗，还要刻人，人像是核雕里最难的工序，核舟上的人再高，不超过一粒花生米，至小不及半粒米，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刻出人的姿态神情乃至气场，谈何容易。我还没开始体验，便已经敲响了退堂鼓。谁知老吕说：“哪有靠一个个字儿就让人活起来难呢？再说，咱还用不着动手呢！”原来，他只是要我对着桃核看。

“你得看桃核的纹路。桃核长在树上，哪一年雨水多，哪一年刮大风，哪一年生了虫，一辈子都记在这里头，你看完了才知道人应该刻在哪儿。”老吕在我旁边举着桃核，指引着我。后来我盯了一个下午，什么也没看出来。他说：“外行银，你心里太满咧，得空出来，不空出来啥时候都看不见。”

很快，树叶绿得发油了，老吕“吕氏核雕”的招牌显得更加破败老旧，跟门口站着的女人形成了显著的反差。

那女人身穿一件天蓝色轻薄连身风衣，皮肤白皙，双手自然垂落，拎一只小皮包，卷发自然垂落在胸前，年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。进门后，她四处打量，不时俯身细看着店里陈列的核舟，还拿起了老吕展示架上的得意之作摩挲端详。我则早早坐在了老位置——工作台靠里一侧的角落。就在我心里感叹她“眼光倒是毒辣”的时候，她跟我对视了一眼，又立刻调转目光，把注意力落在了老吕身上。

“您是吕师傅吧？”

“嗯？嗯。”

“您看看。”女人拿着一张照片放在老吕面前，接着说，“跟您手里的这枚核舟比怎么样？”

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老吕看了一眼照片便问。

“看来您还记得。”女人的嘴角有了微微的笑意。

“你是宋传玉的什么人？”老吕眉头紧锁。

“正是父亲让我来找您的。”女人脸上的笑意不在了。

“老宋……他……”老吕吞吞吐吐没有说全一句话。

“父亲……不在了。”女人的语气沉下来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

我见状起身，走之前对老吕说了一句“你先忙着”，老吕盯着手里的照片，没有回应。

当天晚上，老吕给我打电话说一起吃饭，等我到那家炒菜馆，他已经喝上了白酒。自从认识老吕，我还从没有见他喝过酒。

“老宋走啦……肺癌……受罪啦……”他拉着长腔，像是在哀叹。不时拿起空筷子往嘴里送。我不知该如何安慰老吕，只安静地坐在他对面。没一会儿，他从肥大的裤子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蓝布裹着的包裹，拳头大小，里面是一个木盒，木盒里是一枚核舟。

饭桌上，老吕攥着核舟一直念叨老宋。我在他带着醉意的断续追忆中，并没有理清老吕和老宋之间的过往。饭馆关门后，我把老吕送到了家门口，想起老吕说他老伴走之前爱干净，不喜欢有人进自己家，就把核舟包裹又装回他口袋，嘱咐他慢着点进屋，第二天再来看他。

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老吕家门口，却发现门已经上了锁，立刻赶到了店里。老吕果然已经开了店门，照旧坐在店里刻着核雕，全然不见前一晚的模样。我把包子拎到他眼前，老吕没抬眼，说：“不饿。”

“不饿也得吃，夜来你就没咋吃饭。”我的声量放大了些。

“放那儿吧。”老吕说。

中午，我拉着老吕在附近吃了面。吃饭的时候，老吕一言不发，我心中塞满了问号，自知不是时候，就都咽了回去。吃完饭回到店门口，我思来想去，不知道是该让老吕自己待着，还是在店里陪着他，就站在门口踌躇。老吕已经坐回了他的工作台边，见我这般，对我说：“天儿热，快坐下喝口水吧。”

我顺势进了店，又把风扇搬得离他近一些。没一会儿，老吕盯着风扇讲起了老宋。

“老宋也是师傅的徒弟，师傅一共就收了咱俩。老宋手艺好，师傅不到半年就收了他，但是他爷俩老吵架，老宋说手艺冷清，家里吃不饱，半路要走。师傅一听就急了，说走可以，把手艺还回来。教出去的手艺，咋还？老宋也念着师恩哩，就说那咱搞点创新也行呀，拓拓市场。有一回，老宋接急活，刻了个弥勒佛。师父看到后，拿刻刀在弥勒佛脸上划了一道，就扔到废料篓了。老宋没能按时交差，赔了很多钱。打那起，老宋跟师傅都置起了气，老宋再也没进过门，师傅也不许喊他回来。

“为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后来我问过师傅，师傅说老宋把弥勒佛的脸改窄了，心飘着呢。”

“师傅也是为他好。”我不由自主地接了一句。

“嗐，我在师傅的铁盒子里又见过老宋刻的弥勒佛哩！”

“我就说吧！当师傅也不是铁做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不知是为老吕的师父，还是为讲台上的我。

“再后来，听说他去了济南，在芙蓉街开了一家刻印店，印章葫芦的什么都刻，就是不刻核雕。”

“那他女儿来是……”

“来送核舟的。她拿的照片是师傅收徒的时候让老宋刻的《核舟记》，当初老宋把那拿画的和大和尚刻反了，师傅说除了这，其他都很成，就收了他。这倔球老宋，师傅走之前他都没去见。俺俩也多少年没见了，昨天闺女哭得难过着呢，说年前就走了，走前嘱咐闺女把自己刻的核舟送来。哼，在意着呢！”老吕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脸上的表情倒是平静的。

“那她送完就走了？”我想把话题岔开，平复老宋的心绪。

“嗯，闺女说孩子还抱着呢，孩子他爸得照顾老宋留下的店。”老吕又掏出蓝布包裹，把核舟递了过来，

“你看看，闺女说这个老宋刻了一年呢！”老吕语气昂扬起来。

我学着老吕的样子，对着门口，举起核舟端详：核舟上的人全部朝向船头，船头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背对着所有人，面朝江水和浪花。

“老宋刻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个核舟算是圆满了。那船头的人儿，既是他自己，也是师父，是咱所有人哪！”老吕在一旁说。

“真厉害！”我把核舟还给老吕。

“可是厉害！都当爷爷了……”老吕这句话有点酸。

跟老吕相伴的日子，让我心里的燥火渐消，对过去的教学生涯多了些理解，笔下的梦也更明了了。快出伏的时候，我终于打定了进京修习写作的主意，知道该跟老吕告别了。走之前，我把老吕又请进了朝天锅店。

“再喝点热乎的。”

“又打什么算盘呢！”

“小说写完了，你看看？”

“俺不看，多少年不看书了。”

“这不一样，这是以你为原型写的。”

“那也不看。”

“我还想让你给我评一评呢！”

“不用评，自己满意就行。”

“我不满意。”

“不满意就对了！”说完这句，我俩“哈哈哈哈”地对着笑了起来。

“老吕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……嗯……”老吕停顿了一下，低头喝起了汤。

“这段时间谢谢你。”

“谢啥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说，“你写，我刻，咱谁也没耽误谁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那就别说了，就看谁先停下。”老吕带着点俏皮的神情跟我说，要不是那眼角额间的皱纹，真像个孩子似的。

我明白他是在鼓励我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拉着行李箱，走过十笏园，走过火烧铺和朝天锅店，沿着小巷蜿蜒向前，一直走到了火车站。潍县站台小，火车驶过来的时候，整个站台都颤巍巍的，像是在催促我。

火车很快就动了，潍县的一切开始往后消散，田野、白杨树、白浪河干涸的河床，一样一样离开了，只有手里攥着的核舟一点一点热起来，是我最开始打磨的那一个。船身还没有打磨干净，一些刀刻的痕迹使人想起干旱年代河床上的龟纹，我摩挲着那扇自己开出的窗户，又把核舟对着火车车窗仔细地看，突然看到里面坐着一个人，小得几乎失去了面目，那人身子往后仰，抬头看着天，实在狂妄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门口常卖一种刻字的豆子。

一大把豆子，全是暗红色的皮，上面刻着黑色的字，诸如“平安”、“健康”之类，摆摊的老奶奶说那叫“魔豆”。

在童话故事里，魔豆总是能长得很高很高，一直长到云朵上。想来实在有趣，我跟姐姐便各买了一颗。

姐姐较为随性，直接种了下去；我则顾虑颇多，先将魔豆拿给爷爷看，再由爷爷将其小心地塞进一盆土里。爷爷种豆的时候实在麻利，我没看清是怎样种的，只听他悠悠地说：“得这样种，能发芽。”

据说“魔豆”三五天就能发芽，可好几天过去了，我每天给魔豆浇水，那土竟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忍不住扒开去看，结果这一扒，将芽弄断了。

我这才发现它已经长了芽，是朝下长的。这下我欲哭无泪，只怪爷爷将豆子种反了。

之后我又买过两颗魔豆，一颗种进花盆里，另一颗种进院中的柿子树下。我没再请教爷爷。结果，花盆里的魔豆烂在了土里，树下的直接不知所踪。

三次种魔豆的失败经历，让我对这项活动兴趣全无，渐渐将魔豆遗忘在了岁月中。直到去年冬天，我偶然在购物软件上又见到魔豆，一时兴起便买了一包。这一包都是白色的皮，上面刻着“一叶知秋”。

这回我先查阅了魔豆的相关信息和种植方法。原来所谓魔豆，其实是刀豆种子，因为豆荚形似刀而得名，属豆科植物。椭圆的小魔豆还是药材的一种，可补脾益胃；再看它的别名，挟剑豆、大刀豆、马刀豆等等，念起来还有一种威武的气势。

想让魔豆尽快生根发芽，先要将其在水里浸泡半天，让豆子充分吸水后再种。因为它的皮比较厚，直接种下去吸水慢，发芽也慢；也有说种的时候不能全部埋进土里，要露出一截的—我认为这并不重要，植物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，只要生了根，定然不会因畏惧厚土而停止生长；最好再用有渗水孔的花盆，刚种下时将水浇透，而后两至三天浇一次水便好。

我在办公室，没有那样的花盆，只好将魔豆种进玻璃罐里。玻璃罐是用来养水培植物的，没有渗水孔，且我只是随意而种，并未在意。可三天过去，魔豆忽然从土里拱出来了。白色的外皮变得皱皱巴巴，整个豆子也是低垂着头，一半扎在土里，一半露出土外，连着一条细细的根茎。

直到那时，我才反应过来—爷爷并没有种错，豆子发芽就是向下的，绿芽直直扎进土里，在土中生根，生根后茎秆慢慢长高，变得粗壮，再将沉沉的豆子托起来，让它不再低头。

我的魔豆终于慢慢抬起了头。

就像一个小逗号一样，茎秆越来越长，白色的豆皮褪去，露出小了一号的、青色的豆子，宛若新生，而后豆子从中间裂开一条缝，鲜嫩的小叶子探出头来。

很快，豆子裂成了两瓣，向两边张开，叶子彻底长了出来，越长越大，也越来越高。起初是两片，后来又长出了新的嫩叶，而被遗落在底下的两瓣豆子愈发不起眼，慢慢干枯，最后竟脱落了。

我不由得有些失落，原来当初错怪了爷爷。这魔豆多像世间的长辈啊，用双手托起子女，尽心抚育。子女渐渐长大，他们也渐渐衰老，被遗落在了旧时光里，看着子女愈走愈远。

那株绿植长出第四片叶子时，假期临近了。姐姐与我在一处工作，我想将绿植带回家，她便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壳子，将绿植牢牢框住，并感叹道：

“长得真快，再大一点就带不回去了。”

我从剩下的魔豆中挑出一颗送给她，还是两个人一起种才有趣。

此后那株由魔豆种出的绿植一直养在家中。妈妈给它换了花盆、添了土，还竖了一根木棍，它就顺着木棍往上爬。隔一段时间，就能长高一点，再长高一点。

也许有一天，它真能长到云朵上。

一觉醒来，日头早已越过山，阳光缓缓漫过山野草木，覆在斑驳的土墙上，又柔柔落在褪了色的旧门楣边……原本素朴灰败的土屋，竟像镀上了一层金光，霎时变得温润明亮。

门口靠墙立着一捆刚割回的艾草，茎叶上还凝着清晨的露水，翠色欲滴，鲜灵得仿佛能掐出水来。爷爷抽出几枝，插到门楣上，又在门框两侧各别上一支。我仰头问他缘由，只见爷爷额间的皱纹里盛满了阳光，亮堂堂的。“辟邪哩！”爷爷郑重地回了一句，便细细端详着门上那簇清新的新绿。晨风拂过，艾草轻轻摇曳，好似一杆杆小巧的绿旗，在门楣边悠悠招展。

爷爷割的艾草是他自己种的。他说艾草有个旮旯角落就能活，于是在家里菜地旁，辟出了方桌大小一块地，种上了艾草。过去父亲却常念叨，“不如把艾草铲掉”，在他看来，艾草不能吃又不实用，还白白耗费土地肥力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真的将艾草连根挖起，随手扔到了菜地边。

可谁曾想，艾草落地便生根，反倒比之前长得更加繁盛。父亲也便不再理会。后来，不过几年，那片艾草就繁衍成茂密的一丛。每到端午前后，那个头窜得像青春期的孩子，青翠的叶片背面覆着一层细密的银白色绒毛，如羽毛般舒展。清风掠过，艾草层层起伏，宛如碧绿的湖面翻涌着粼粼波光，又似一群身着绿衫的女子翩然起舞，裙裾飞扬。

爷爷见状，对这片艾草越来越上心，不光平时精心呵护，收割后还要趁着晴好的天气，将艾草均匀铺在谷场上暴晒。等到叶片卷曲、茎秆干枯，慢慢褪成灰白色，爷爷便将它们扎成小捆，挂在廊檐下阴凉通风的地方。彻底干透后，再收进阁楼上存放。“这可是一味好药，”爷爷说，“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。”

爷爷说得没错。有一年，接连下了许久的雨，我脚上的棉鞋反反复复被雨水打湿，老话说，“寒从脚起”，我开始时不时地拉肚子，可自己却并未在意。直到一天夜里，腹内突然如刀绞般疼，我蜷缩在床上，疼得翻来滚去。

奶奶见状，凭着生活经验，熬了煳锅巴水让我喝下，又把布鞋底烘热，贴在我肚子上焐着。可过了许久，疼痛依旧没有消减。这时爷爷回来了，立时取来了两把晒干的艾草。他先是摘下艾叶，在掌心搓揉，揉成绵软的艾绒，接着嘱托奶奶找来干净的瓦片，把艾绒铺在上面，在炭火上烘烤。不多时，清苦的药香便在屋里弥漫开来。

等艾绒炙得温热焦香，爷爷洒上少许白酒拌匀，捏成小小的药饼，敷在我的肚脐上，奶奶再用布条拦腰束住，又替我掖紧被角。

起初，肚脐周围只觉一阵灼烫，药香与酒气直直冲上鼻腔。没过多久，灼热感渐渐褪去，化作一股温润的暖意，一点点渗入体内。那暖意又像一条无声的溪流，顺着身体的脉络蔓延至腹内。不一会儿，难忍的疼痛竟一点点消融了。我察觉到自己僵紧的腹部慢慢放松，紧绷的肌肉也在不知不觉中舒展开来。紧接着，暖意愈发醇厚，如春日融冰，在腹中缓缓流淌，传遍全身。

那一夜，我被淡淡的艾香与酒香包裹着，沉沉入眠，睡得格外安稳踏实。后来又连续敷了几日，腹痛再没发作。艾草不光是爷爷给我散寒祛湿的良方，更作为乡间涤荡浊气、安抚身心的密码，承载着深切的祝愿。

如今，我已为人父，有了一个活泼乖巧可爱的女儿。女儿出生时正值盛夏。在我们乡下，新生儿有“洗三”的老习俗——孩子出生第三天，需要洗去前世带来的污秽与晦气，为孩子祈求健康聪慧。

屋后的树林里，零星长着几棵枫树，枯枝落叶下正藏着往年落下的枫树果。它们浑身布满柔软的小刺，模样酷似板栗外壳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捡了小半竹篮。金银花在村里随处可见，我在屋旁的水沟边，割了一大把攀着生长的金银花藤，去除多余枝叶，挽成一束，拎着篮子回了家。

奶奶把枫树果清洗干净，又嘱我把金银花藤截成小段，随后又拿出三把陈年艾草，将它们一同放进大铁锅，一边念着“孩子长得好又壮，可少不了艾香草”，一边往锅里加水，接着就生火，慢慢熬着洗三用的“香汤”。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，锅里的清水渐渐变了色，泛起一层金褐色的浮沫。没过多久，金银花与枫树果的清香，混合着艾草醇厚的药香，丝丝缕缕飘散开来，填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。

奶奶特意不让盖锅盖，说要让药气自然散开，冲散屋里的浊气。她不停地拿起锅铲，翻动着锅里的材料，不时往灶膛里添上几根松柴。熬煮了一个多时辰，汤汁渐渐熬成琥珀色，在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。火候到了，奶奶小心地将汤汁舀进面盆，端进里屋，倒入宽大的木盆中。紧接着，她撑开一顶塑料帐子罩在木盆上，顷刻间，热气蒸腾，塑料帐慢慢鼓胀起来，很快被氤氲的热气笼罩。妻子抱着女儿走进帐中，立刻称热。奶奶叮嘱着，“坚持三五分钟，热气一透浊气走。”

洗三礼完成后，妻儿面色红润，细密的汗珠布满额头。妻子见我进来，只抬眼瞥了一下，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汽，眼眸却格外明亮。我走近身旁，清郁的草木药香扑面而来，瞬间沁入心脾，竟觉得自己的身心也跟着舒畅起来。

那日窗外的蝉鸣此起彼伏，阳光在窗棂上缓缓移动，妻子很快便抱着襁褓中的女儿，安然进入了梦乡。

过去，每到端午时节，地面升腾起阵阵热气，乡里处处是清冽又带着些苦涩的艾香，家家户户的门楣上，都插着一束新艾，以期驱散邪秽，招纳百福。艾草，像是端午刻在乡间的钤印。如今，爷爷奶奶相继离去，青年人亦远走，村里再无人种艾。端午这天，寻遍村野，门楣空空，艾香杳然。

可那缕清苦香气，那刻进血脉的钤印，却总在岁岁年年间，从心底蔓延开来。

腊月二十三，又到了灶王爷上天的日子。

陈老栓蹲在灶膛前，往里头添了最后一把松枝。火舌舔上来，松脂的香味混着烟气，从烟囱口爬出去，在天井上头散成薄薄的一层青雾。他把灶台上的供品又看了一遍——三块米糖，是上月赶集时从张记铺子称的，用红纸托着；一碗清水，刚从井里打上来，映着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；旁边搁着一把干艾草，已经没什么气味了。

他盯着米糖看了半晌。往年这时候，灶王爷跟前摆的是五块，今年少了两块。吃的人少了。

厨房的门半掩着，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灶膛里的火光晃了晃。堂屋里传出电视的声音，是他孙子小宝在看的动画片，叽叽喳喳的，跟灶膛里毕毕剥剥的爆裂声搅在一处。

他听见儿媳妇在院子里喊：“陈小宝！把电视关了来吃饭！”小宝不应。儿媳妇又喊了一遍，嗓门高上去，像被火燎了尾巴。

接着他儿子陈建军的声音响起来：“叫你把电视关了，聋啦？”

陈老栓站起身，膝盖咯咯响了两声。他从灶前走出来，看见小宝蜷在沙发上，眼睛还钉在屏幕上，建军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遥控器。父子俩僵着，像两只绷紧了毛的斗鸡。建军才三十五，头顶上就见了稀，建军他娘在世时常念叨“头发稀的人心眼灵”，可这孩子打小念书不好，不知道灵到哪里去了。

“饭好了。”陈老栓说。

建军没吭声，把遥控器按了。屏幕一黑，小宝咧起了嘴，被他爹横了一眼，眼泪憋了回去，红着眼圈往饭桌边蹭。

儿媳妇端了菜上来。一碟腌萝卜，一盆白菜炖豆腐，一碗蒸腊肉——腊肉切得薄，拢共没有几片，油汪汪地码在碗里，像刚出水的亮叶子，青得发紫。陈老栓看了一眼腊肉，没说话。

去年这时候，桌上的菜要多两样。那会儿建军他娘还在，会蒸一碗米粉肉，再炒一盘花生米。饭桌上的话也多，他娘絮絮叨叨地数落建军，建军嘿嘿地笑着应，小宝在桌子底下踢猫。猫是只橘色的老猫，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赖在院子里不肯走，他娘就喂了。后来他娘走了，猫也瘦了一圈，但还是赖在院子里。

“爹，”建军夹了片腊肉就着饭，边吃边问：“今年还走礼？”

陈老栓喝了口汤，没急着应。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，院子里的柿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把天幕割成一块一块的，几个干巴巴的柿子像麻雀似的站在树枝上晃。往年这时候，村里已经零星有鞭炮响了。今年安静得很。

“走。”说。

建军应了声，又说：“那几家远的就别跑了，你这腿脚……”

“不碍事。”

建军不说话了。小宝夹了块腊肉，被他妈拿筷子敲了一下：“给你爷留着。”

陈老栓摆摆手：“吃吧，还有。”

吃完饭，建军一家回了东屋。陈老栓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，听着隔壁屋的动静—小宝在闹，建军在训他，儿媳妇在打圆场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他感觉脑袋嗡嗡的，起身去了西屋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从衣柜顶上取下一个匣子。

匣子是樟木的，传到他手里四十多年了。漆面已经斑驳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，像一张起了皮的老脸。他打开匣盖，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厚厚两摞叠好的红纸，每张纸上都写着字：后村杨老三（得），一斤红糖、一块肥皂、一串干辣椒、五尺蓝布——这是去年记的；张家塬李寡妇（还），一斗米、一刀腊肉——前年的；河对岸孙木匠（还），半斤茶叶、两条年糕——大前年的。再往下翻，纸都黄了，字迹也淡了，是他爹写的：周家坪周二伯（得），一只鸡、两挂鞭炮、三斤挂面；李家沟李爷（还），一升黄豆、一块猪板油、一包烟丝……直翻到最底下，还压着一张纸，纸边毛毛的，折痕处快要断开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展开，是他爷的字——小时候他爷教他描红，用的就是这种一笔一画的楷体，像刻出来的。纸上写着：陈家坳陈大先生〔得〕，新麦五升、绸布三尺、老酒一坛。

陈大先生，是他爷的结拜兄弟，据父亲说后来去了省城再没回来，但他爷年年记着。有一年旱得厉害，地里没收成，他爷走了二十里山路，提着一只兔子去走的礼。他奶说那野兔是后山套的，套了两天才套着，瘦得皮包骨。他爷说：礼不在厚，在个心意。后来大先生家每年都给回礼。

陈老栓把这些纸一张一张叠回去，像叠一件祖传的衣裳。匣盖合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腊月二十四，天还没亮透，陈老栓就醒了。

灶台上还有半碗剩粥，他热了热，就着一块腌萝卜囫囵扒下去。出门前他多穿了一件旧毛衣，是他娘前些年织的，袖口磨出了线头。他从门后取下背篓，用湿布擦了擦落灰，背上肩，出了院门。

第一站是后村杨老三家。路近，十来分钟就到了。

杨老三比他小五岁，年轻时两人在水库上一起抡过锤，那时候白天抡大锤，晚上他们常就着月亮在工棚外头哼着小调，喝两口散酒。杨老三喝高了，就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老栓你这人实诚，往后你老了我年年送你一串辣椒，辣一辣，日子红火。”快三十年了，杨老三的辣椒没断过。

后来杨老三媳妇跑了，闺女嫁了外县，一个人守着个空院子过。他闺女不回来，他就拿这院子、辣椒，加一把子力气熬着日子。

陈老栓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杨老三探出头来，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些，腰板还算直挺。看见陈老栓，他嘴角往上一扯，门牙还是缺着。

“来了？”

“来了。”陈老栓把背篓放下，一样一样往外掏——一刀腊肉、两条年糕、一包烟丝。杨老三不接，先往屋里让：“进来坐。”

“不坐了，还得跑几家。”

“急什么，喝口水。”

“下回。”

杨老三这才把东西接过去，说：“候着。”转身进了屋，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串干辣椒，一斤红糖，一块肥皂，一卷布，“咱也早包好了，老几样儿，红红火火！”陈老栓接过礼，沉甸甸的。两个人又说了几句闲话，杨老三靠在门框上抽烟，聊起今年村里又走了两个老的。陈老栓点点头：“走了也好，不受罪了。”杨老三没再接话，半截烟停在嘴边，好一会儿没再亮起。

走出去不远，陈老栓回头看了一眼，杨老三还靠在门口，烟头的红点在灰蒙蒙的天色里一明一灭。院墙根下堆着几捆柴火，码得整整齐齐。转过身来，陈老栓继续往河那边走，过了桥才到张家塬，得走四十分钟。膝盖的疼还在，步子倒迈得松快了些，松快到觉得年还是从前那个年，他想起工棚外头杨老三的跑调嗓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动了一下。

过桥的时候，陈老栓把背篓扶正了，双手扶着石栏。那年也是腊月，桥面结着冰，他爹一脚踩滑，那包红糖撒了一地。他爹没管膝盖上的泥，把红糖一捧一捧地拢了起来。到了李爷家，李爷说人没摔着就行，糖算什么。两个人在灶前头坐着说话，他趴在灶台边上睡着了，醒来时李爷往他兜里塞了两块芝麻糖，热乎乎的。

如今李爷没了，李爷的儿子也没了，张家塬住着的是李爷的孙子李德厚。李德厚在镇上开了个修理铺，平时不回来，他媳妇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。

陈老栓上了坡，在院门前停下，喊了一声。李德厚媳妇开了门，脸瘦了一圈，看见他先是一愣，眼眶跟着红了，屋里传出孩子的啼哭声。

陈老栓从背篓里往外拿东西：一斗米、一刀腊肉、外加两包红蜡烛。腊肉跟给杨老三的一样，是自己腌的。建军他娘教的手艺，用花椒和盐抹匀了，在灶头上熏半个月，肥瘦相间，肥的是透光的琥珀色，瘦肉像建军娘的头发，乌黑油亮。

“把握不好，咸了点，将就哈。”陈老栓说着把肉递过去。

“好吃着呢！”李德厚媳妇年年这么说。

陈老栓应了一声，又掏出两个红包塞过去。李家媳妇推了两下，推不过，接住了。陈老栓转身要走，她追出来，塞了一篮子鸡蛋，个个圆溜溜的，壳上还沾着草屑。陈老栓接过来，说：“替我给德厚带个好。”下了坡，他把鸡蛋轻轻搁进背篓，风从河面上灌过来，他把脖子里的旧围巾拢了拢。围巾是建军娘织的，已经磨出了很多毛球，陈老栓一个也不摘，摘一个就薄一分。围巾下摆有个线头，去年就有了，他摸了摸那线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
送完了两家年礼，背篓还是沉甸甸的。鸡蛋压在辣椒和红糖上头，每走一步都能觉出分量。走过了桥，陈老栓又想起了李爷。李爷给他塞芝麻糖的手热乎乎的，捂得芝麻糖又软又甜又香。

再往前走要上梁子，陈老栓的膝盖疼得厉害了，他扶着路边的石头把背篓卸下来，看了一眼鸡蛋，才慢慢坐了下去。梁子上的风又冷又硬，吹得他眼睛发酸，他抬手抹了一把，手心是凉的，脸也是凉的，就使劲儿在手心里哈了口气，扣在膝盖上。

翻过梁子，顺着河往下游又走了二十多分钟，陈老栓来到了孙木匠家。

孙木匠去年秋天就伤了骨头，一直躺在炕上没下来过。陈老栓推门之前，在门口站了站。孙木匠家的大门上还糊着去年的对子。红纸颜色褪没了，上头的字模糊成一团黑影，只有横批那四个大字还剩着点形状，像是快散架的蜈蚣趴在门楣上。

进了屋，孙木匠正倚在炕头的被垛上，腿上搭着一条蓝布棉被。看见他来，两只眼睛立时泛了光，眼皮子使劲往上抬了抬、眨了眨，上半身往前探着，整个人像是要从炕上撑起来。

“老栓，你来了？”

“拜个早年。”说着陈老栓把东西搁在炕沿上，半斤茶叶，两条年糕。茶叶是镇上买的，打开纸包有股清香；年糕也跟给杨老三的一样，是家里蒸的，糯米兑三成粳米，在大盆里揉透了上屉蒸两个时辰，晾凉了切块，搁到开春不坏。

孙木匠想坐起来，腰上使不上劲，疼得嘴都歪了，一只手撑着炕席，胳膊抖得像风里的树枝。陈老栓伸手把他按住，两个老头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。

“不服老不行啦！”孙木匠忽地感慨起来。年轻时候他的手艺在方圆几十里有名，谁家打家具都来找他，陈老栓结婚那年打的那张八仙桌就是他的手艺，桌面刨得跟镜子一样光，四条腿的榫卯严丝合缝，一晃四十多年了，桌上的漆面磨花了，可没有一条缝。那会儿孙木匠还调侃，“老栓你这个人用什么都省，这张桌子怕是要传给你孙子了。”现在桌子果然还在，孙木匠倒先躺下了。

“再歇歇，歇歇就好了！”陈老栓沉默了一会儿才接话。

孙木匠的老伴端了两碗热茶上来，茶碗是早年间的青花瓷，碗沿磕了，碗底那个红“囍”字让水泡了几十年，只剩半个。陈老栓接过来，茶苦得叫人皱眉头，他没吱声，一口一口慢慢咽。

“老栓，我不如你啊！”

孙木匠把眼光抬起来望着屋顶，看了好一阵说。

“这怎么说的？”

“就说这礼，你是家家户户，年年岁岁没缺过。”

“嗐……”

“破四旧那会儿，家里的礼簿让人架火烧了，爹为这事病了好些时候。这人情往来，一笔一画的，打那以后，再怎么送咱也不知道亏欠了哪一家。”

“这都不怪罪，都知道。”陈老栓搭着腔。

外头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，屋里也没人开灯，孙木匠那张脸慢慢退到昏影子深处去了，只剩下两个眼窝子还在那儿亮着，跟灶膛里快要熄透的炭火似的。

“你比我强，”孙木匠说，“现在儿子媳妇日子也紧……我这腿又……想走……也顾不上了。”

陈老栓没说话，又坐了一气。茶喝尽了，碗底那半个“囍”字露出来，红得发暗。他起身的时候，孙木匠从被里伸出手来，枯瘦的手攥了攥他的手腕。“明年……还来不？”孙木匠问。陈老栓说：“来。”

孙木匠的老伴追出来扯着他的袄袖子，往他手里塞红糖，他没接，摆了摆手就往外走。

走到桥头，风从身后追上来，孙木匠家的门在他背后吱嘎响了一声。他停下来，背篓还是很沉，辣椒、鸡蛋，红糖和年糕叠在一起，背绳下的棉袄压出了凹印子，把他整个人也往下拽了拽。他想着孙木匠那硌人的手，伸出手看了看自己的——指节粗大，手背上青筋凸起，跟他爷的手一样。他站着缓了一会儿，就继续往前走了。

回到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建军在东屋的灯下修东西，儿媳妇在厨房刷碗。小宝跑过来抱着他的腿问买了啥。陈老栓把背篓卸下来，小宝赶紧跑过来扒着往里看，先摸出来的是那串干辣椒，小宝接过去闻了闻，辣得打了个喷嚏，捂着鼻子跑远了。

陈老栓走进西屋，把漆匣子取出来，翻开最新的一页。他拿出一截铅笔，在红纸上慢慢写字，手有些抖，字歪歪扭扭的：

后村杨老三，（还）一斤红糖、一块肥皂、一串干辣椒、五尺蓝布。

张家塬李德厚家，（还）一篮鸡蛋。

孙木匠，（还）热茶一盏。

……

写完，他又翻了半天，记下了第二天要去的人家，才把匣子合上，放回衣柜顶。正要出去，听见隔壁屋建军在说话，声音压得低，但墙薄，还是传过来了。

“……车还是得买，小宝明年念书，到镇上十几里路，还能捎带跑顺风车。”

“拉顺风车？油钱都挣不回来。买倒不说，钱从哪来？”儿媳妇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。

“借呗。”

“跟谁借呢？这年头谁家宽松？”

“我是说用‘借呗’。”

“那哪行？不行还是先问问咱爹……娘不是给咱留了……”

“娘给的我取出来了。”

“还不够吗？”

“要够还说啥了。”

“那咱再问问爹？有一点是一点，也比贷款强啊。”儿媳妇的声音高了一些，又立刻低下去：“你好好说，别又跟爹顶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建军顿了一下，儿媳妇紧着接上了话：

“知道你还拦着他走礼，这么大年纪了惹他着急。”

“你就说……送去送来的有什么意思？打个电话发个红包不就完了？费这腿脚，人家还未必领这个情呢！”

“可别说那话。”儿媳妇说，“爹那一辈人就这么过来的，你糟践他的理儿，不等于糟践他人？我爹活着的时候也说，礼在，人在。要不是爹，咱家能总有乡里帮衬？你不信这个，我信。”

陈老栓的手搭在门把手上，顿住了。屋里静了半晌，接着是建军的声音：“行了，知道了。”

陈老栓扶着膝盖，慢慢直起腰，推门进了堂屋。堂屋的灯亮了，小宝正在院子里绕着柿子树转圈，追着橘猫玩儿。建军从东屋出来，看见他爹，脸上的肉抽动了一下。

“爹，”他唤了一声，“送完了？”

“没，”陈老栓顿了顿说，“明天送。”

“你现在这腿脚受不了，送几家就行了。”

陈老栓没应声。建军张了张嘴，到底没再吐出话来。儿媳妇在东屋门口探了探头，又缩了回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老栓坐在堂屋的椅子上，想着昨天这时候自己已经在杨老三家了。他看着院子里那棵柿子树，几颗干柿还挂在枝头，在风里一颤一颤的。两个膝盖一阵阵地刺痛，骨头缝里像塞了碎石子，稍稍一动就咯吱响，疼得厉害。

“爹，”建军走过来在旁边坐下，“有个事儿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想买个车，添点方便，手头……还差点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三万。”

陈老栓没说话。灶膛里的火光从厨房门缝透出来，在地面上铺了一小片暖黄。他想起了昨天走的那几程路——从杨老三家出来的时候，他心里头是松的，那串辣椒在背篓里晃着；到李家媳妇那儿，鸡蛋一压，步子就沉了；等从孙木匠家出来，就更沉了。他想起一辈人接一辈人提着年礼敲开乡邻的门，把东西从这家送到那家，再从那家接回些别的物什，好一会儿才开口：

“钱有。”陈老栓说，“买了车，明年你开始走礼。”

建军张了张嘴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换了个说法：“爹，你看……过年那几天，我拉几趟活儿，挣的钱刚够走礼的油钱。咱能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。”陈老栓打断他，“你娘走之前跟我说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”

建军别过脸去，腮帮子绷着，“怎么又说起我娘了。”

“你娘说你心眼灵，就是不……”陈老栓话没说完就拐了弯，“你娘留下的那份钱，你拿了就拿了，那本来也是给你的。要从我这儿拿钱，就得按匣子里的礼簿走礼，一趟不能少。”

建军腮帮子绷得更紧了，忍了两秒，还是没忍住，“现在谁还这么兴师动众地走礼？你送我一刀肉，我送你一篮蛋，折腾半天，人情没见多厚，油钱倒贴进去不少。我打个电话，说句过年好，人家也高兴，咱也省事。你那老理儿，谁还当回事啊！”

他停了一下，声音低下去半截，像是最后再给自己攒点力气：“……匣子里记的那些人，还剩几个活……”建军话没说完，陈老栓撑着扶手起身，回了西屋。建军见状径直进了东屋，把门带得哐当响。陈老栓站在西屋的窗根下，听着门撞门框的声音在屋子里嗡嗡地转了好一阵，才慢慢走进去，把背篓从墙角提了起来，收拾好了背篓，就出了门。

一天一天，一趟一趟……有建军媳妇拦着，建军也没再多说什么，陈老栓忍着疼撑到了腊月二十八，只剩最后村头赵瘸子家要走。

赵瘸子老伴走了十来年了，儿子在南方打工。建军他娘活着的时候，每年腊月二十八包饺子，必定让建军端一碗给赵瘸子。他娘说赵瘸子剩下一个人，年夜饭连个饺子都吃不上，可怜见的。建军听他娘的话，跑着走着的，反正饺子是送到了。现在他娘走了，买车的事儿堵着父子俩的心气儿，陈老栓就自己去送。这天，他盛了一碗儿媳妇包的饺子，走了大半晌才到赵瘸子家门口。

赵瘸子开了门，愣了一下。紧着把陈老栓迎进了屋。屋门开的一刹那，一股冷气扑出来，凉得他打了个激灵。赵瘸子家里连火都没生。“快烧灶，这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，儿媳妇把皮擀得薄，馅儿塞得足，你看这一个个大元宝。”陈老栓边说边递饺子碗，反倒招呼起了赵瘸子。

赵瘸子哆嗦着手把碗接了过去，嘴里嘟囔着：

“我寻思……今年……”

“嗐……快烧灶吧，我先回了。”

陈老栓转身就要走。赵瘸子的声音在后边跟着：“老栓——明年俺儿回来了，让他给你送两碗。”他嘴角动了动，摆了摆手，没回头。

走到窄巷子里，他抬头低头地转着眼睛。两边的高墙，把天夹成一条缝，缝里透下来的光是冷的，照在身上没一点热乎气；掌心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了。饺子端过去的时候碗是烫的，隔着碗壁能把掌心焐热，一路上他生怕饺子凉了，可是膝盖疼得他走不快，到底还是凉了。现在碗没了，饺子的热气儿也散了，手心里只剩下风，飕飕的风。陈老栓又回想着建军娘念叨的那句“可怜见的”——可怜这世上总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过年，总得有人把热乎气儿气端过去。可明年他肯定是端不动了，还是得托建军端。

风从巷子这头灌进去，又从那头钻出来，呜呜咽咽的。陈老栓把手指头一根一根蜷进掌心，使劲儿攥了攥，缩进了袖子里。

到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陈老栓身上出了很多汗，不知道是走热了还是疼热了。他把漆匣子又取了出来，坐在灯下，仔细检查了一遍礼簿：杨老三的干辣椒，李家媳妇的鸡蛋，孙木匠的茶，陈家从省城寄来的新麦、绸布、老酒……都记上了。记完，他把这一页纸和往年那些放在一起。窗外的鞭炮声响起来了，稀稀拉拉的。小宝冲出去看，建军跟着，父子俩在院子里点了一挂鞭，噼里啪啦炸得满地红纸屑，儿媳妇还在厨房里忙活着。

陈老栓把匣子收好，放回衣柜顶。走到门口，他转身看了一眼——那只樟木匣子在柜顶安安稳稳地放着，像一座小祠堂。祠堂里头奉着礼簿，礼簿上写的字、记的物，都是一辈一辈走过的路。

他把门轻轻带上，在堂屋歇脚时，咳了两声。声音不大，闷闷的，像从胸腔深处顶出来的。

没一会儿，儿媳妇端了碗姜茶进来，搁在他手边。“爹，喝口热的，驱驱寒。”碗是粗瓷的，烫手。陈老栓接过来，热气扑在脸上，把眼角的皱纹都润湿了。“爹，过了年咱说啥也得去医院看看。”

他低头喝了一口，辣意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，热腾腾的。儿媳妇见陈老栓没作声，也没走，就站在旁边擦桌子，擦了两下，又说：“爹，建军那个人您也知道，嘴硬话倔，心里未必那么想。他想买车也是为了咱方便。走礼的事儿，您别挂着，明年他肯定能去！他要不去，我领着小宝去。”

陈老栓握着碗的手晃了一下，他迎着姜汤升腾的热气，看着儿媳妇说：

“你……领着小宝？”

“是呗！让小宝继承咱家走礼的习俗，我呀就当替建军了。爹知道他那倔脾气，肯定念叨一个女人家还想替他……所以您就放心吧！这礼，咱家断不了！”

陈老栓没再说话，湿着眼眶把姜茶喝得碗底朝天，一滴不剩。儿媳妇收了碗就去厨房忙了。等她的脚步声远了，他抬起手，横在眼睛上抹了一把。

除夕夜，堂屋里圆桌支起来了，菜摆了满满一桌。建军主动给陈老栓倒了杯酒。小宝又在桌子底下扒拉着橘猫。儿媳妇端了最后一碗汤上来，笑着喊：“开饭了！”

鞭炮声又响过一阵。陈老栓在桌首坐下。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一股气从胃里漫上来，比姜汤还热乎。他望着窗外的烟花在半空炸开，散成无数细碎的光点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金的……想起了背篓里的腊肉，蓝布，红糖，茶叶……烟花散去了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本，放在身旁建军的饭碗边，“拿去吧。”

建军的筷子悬在半空，嘴里塞着菜，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，“爸。”建军媳妇忙夹着蒜苔送到建军碗里，对他说：“快谢谢爸呀！”建军嘴唇动了动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媳妇已经转向陈老栓，“爹，这得算我跟建军借的，我俩慢慢还。”陈老栓嘴角动了动，儿媳妇又对身旁的小宝说：“小宝，明年咱去走礼哈！”接着给陈老栓的碗里加了腊肉，添了汤，轻声补了一句：“爹，说好了啊。”后半句却是对着建军说的。

陈老栓把碗边的汤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看着小宝没说话。小宝又喂橘猫去了。

他放下汤碗，夹起碗里的腊肉，先上来的是咸味，然后是油香，嚼着嚼着，肉里头那股子烟熏火燎的味道在舌根上散开。他慢慢地嚼，把那口肉咽得格外仔细。建军看着火光映在陈老栓脸上，皱纹一道叠着一道，深得像那条他走了一辈子的山路，仰头喝了一杯酒，又对他爹说：“爸，以前也是怕你膝盖受不住。等买了车，走礼更方便。”陈老栓没接话，端起了杯子。米酒甜丝丝的，一股热劲儿贴着喉咙往下淌。

十二点了，电视里响起了钟声。

“过年啦！”小宝欢叫了一声。

陈老栓躺在椅子上，从瞌睡中醒过来，点了点头，“这一年，算是过完了。钱拿出来了，车也能买了，建军明年能不能把礼走好？”

他说不准。但他想起那碗姜汤的热气，想起儿媳妇和小宝，心里头又没那么空了。他把“说不准”三个字搁在心里，来年的事，来年再说吧。

“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”。初见诗句，便对幽兰充满憧憬。兰?买一株兰!

初到院子，她如一恬恬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生长，悄悄地伸长腰姿。数日之后，她便从稚嫩的孩提出落成亭亭的姑娘，在春日的绪风中露出翠绿的眉弯，那“修而长兮”的绿叶，在娇嫩里，还透着几分柔弱。我恨不得用双手捧起她，让她不必吹风淋雨，让她的花枝永恒舒展，让她含蓄的叶片永不凋落。

然而，居诸不息，寒暑推移，风雨也在不停地锻造着伟力，终究避无可避。

我伫立在窗前，呆呆地望着她在风的暴戾、雨的撕咬中摇晃着身姿，虽不忍亲眼见她的消亡，却不曾走出门去。

风雨渐息，我在门前逡巡。突然，一阵浅香向我扑来，清芬胜栀，柔婉如歌。我急奔而出，惊奇地发现：她竟开花了！那点点花朵凑成一簇，似一只只蝴蝶落在花葶之上；那含英自持的兰苞，恰如盘扣，点缀着庭院的衣襟。我不由自主地俯身深嗅，轻轻地触摸着她的花叶，却见那蝴蝶微微翕动，像是要抖落翅上雨珠，自在飞舞，接着又是一阵幽薰。

我这才恍然，她远比我勇敢。她那不屈的精神，是早己镌刻在骨子里的，是以她在风雨中挺立，是以她用绽放赞颂着自然的洗礼。反观我身，如若真怀幽兰之心，自当迎风而行，若真有兰之操守，当无视荆棘，不惧风雨。

这，不正是我们的《幽兰操》么？

每次踏上故乡湖南益阳，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条如银链般镶嵌在故乡大地上的河流——资江，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。

相比于长江的浩浩汤汤，资江只是汇入其中最平凡的一条支流，也没有黄河那般雄浑壮阔。她的河道不宽不窄，水势不急不缓，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和蔼可亲，让人一看到她，就想投入她的怀抱中撒撒欢，想游泳就游泳，想打水漂就打水漂。但她有时也会闹闹脾气，涨涨洪水，提醒着她的孩子们要有敬畏心。

千百年来，在益阳这片大地上，她呛够了辣椒的辛，闻够了臭豆腐的异香，更吃足了生活的甜与苦，最终养育出一代代勤劳、善良又霸得蛮的益阳人。

与她的初见，是在前几年的一个初夏，那是我第一次踏上故土。看着眼前这条清澈柔缓的河流，我不禁愣住了，过去我只见过磅礴壮阔的大海，还有电视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，没曾想资江竟如此温柔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毕竟她也是长江的支脉，怎会如此瘦弱。

母亲告诉我，资江的源头可以远到广西，弯弯曲曲流经邵阳、冷水江、新化、安化，再流入益阳，最后汇入洞庭湖，经岳阳后才能奔向长江，再奔赴东海。沿途的每个城市，每滴血液，都有资江水的清冽滋养；每寸肌肤，都汲取了资江鱼虾的养分。这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她不是生来柔弱，而是一路哺育着流经之处的土地和人民。这个夏天，我与资江建立了亲密又深切的情谊。这还得益于我的玩伴们，他们总是在岸边打着水漂玩闹，我便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一颗颗光滑的石子抛进资江。那石头在河面上快乐地跳跃几下，便沉没在河底。期间，资江真如母亲那般宠溺我们，她总是通过“噗通”“噗通”的声响，来回应着我们的玩闹。我和伙伴们则用一长串铜铃笑，来感谢母亲河的包容。

当然，资江的包容远不止于此。当人们被城市的光鲜与复杂困住，痴迷于工业的发展和生活的便利时，一度忘记了往河水中扔石子、打水漂的自己，也忘记了哺育我们的资江。

眼看着，资江那清透的眼神不见了，养殖的粪污灼烧了她的眼睛；轻快自如的舞动不见了，矿山的渣滓、工厂的废水拦住了她的脚步；那腹中自在成群的鱼虾不见了，垃圾毒害了她的孩子。可是，我们也是资江的孩子，母亲说，我们不该忘记如何与母亲河相处，不能忘记如何打好这场关乎命运的水漂。

所幸，经过十几年的治理，资江终于告别了伤病。

如今，资江河畔的杨柳又绿了，花儿又红了，“豁喇跳”的鱼虾又活跃起来了。绮丽的落霞洒落在河面上，如满江碎金，与桥上的霓虹灯互相辉映，闪耀着动人的光芒，激荡着我们的心。

真希望每一个益阳人，都能来看看这条河，打打水漂，尝尝这里的小鱼小虾和剁椒鱼头；真希望资江的碧水永远自在流淌，世世代代的益阳人，都能听到“噗通”“噗通”的回响。

暮春时节，我在郊外的岩壁间偶遇了几株独蒜兰。

这兰花并不似月季般雍容，也不像蔷薇喜攀附，只孤零零绽放在石缝里，花瓣薄如蝉翼，泛着淡紫晕彩，像遗落人间的精灵。

同行的伙伴感叹它在这样贫瘠的地方开花，真是委屈了它。我却望着那扎根岩隙的植株想起了与爷爷的棋局。

那日午后，蝉鸣聒噪，我跟爷爷在楚河汉界间交锋。最初，我执红棋步步紧逼，一心要将爷爷的黑帅逼入绝境。怎料爷爷几步迂回，便让我的车、马、炮尽数被困，我方老将更是成了瓮中之鳖。我盯着棋盘上岌岌可危的帅，急得额头冒汗，越是想护帅周全，越忍不住死守，简直步履维艰。

“孩子，看着。”爷爷左手把玩着被吃掉的卒子，右手拿着我的棋慢悠悠地着了一步棋，接着又行了一步自己的棋，一转眼就把我的车收了。我急得大喊：“车又没了，这棋还怎么下？”爷爷却笑而不语，只示意我继续。我只能硬着头皮重新分析棋局，这一看，竟发现棋局已经活了——原本被困的其他车马现已如蛟龙出海，可直捣对方腹地，于是我果断行棋，很快便将爷爷的黑帅逼到了绝路。

那一刻，我兴奋地站了起来，手舞足蹈地喊着“感谢爷爷舍己成人，大义指教！”爷爷则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：“棋路走死了，换个角度想就得”。对啊！原本我执着于“帅为棋魂”的定式，拼命牺牲其他棋子，一心只顾护帅周全，却忘了棋局的胜败，从不止于一兵一马的得失。方才正因舍弃了那看似重要的棋子，才换来了满盘皆活的转机。

眼前的这独蒜兰，与我那被逼到绝境的棋局又有何异，它扎根岩缝，看起来绝无利生之境，却能在石缝间钻出，让贫瘠的岩壁成了远离喧扰的佳境，独享清风晓露的依托，最终绽放出细韧之姿。

不过，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同，我想：它比那被弃来保帅的车，更主动地掌握了自己的人生。

凌晨五点，城市还浸在墨色中，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，成了整座城市最动听的序曲。

“早上好啊，大爷。”我带着一丝困倦向他问好，人都快撞到他扫把上了。

“呦~小同学，你也挺早！”大爷回。

“我们加早读了！您这比我还早啊！”我接着说。

“今天算是晚的了！”老李穿着黄色的工装，粗糙的手指拢了拢头顶磨得发白的鸭舌帽，说完就又开始清扫街道。

那天出门之后，我一直昏昏欲睡，走在大街上也无精打采的，满肚子都是怨气：“这么早就要起床，又冷又困，我太难了！”可看到老李的身影，听到那句“今天算是晚的了”我居然莫名振奋了些，路走得也轻快了。

一天的学习过后，我又成了霜打的茄子，背着满书包作业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半道上，又遇见了老李，他正推三轮车呢，车兜里放着装垃圾的大包袱，像小山似的。我问，“你这是往哪儿送？”“中转站。”李大爷依旧声若洪钟，说完就推着车走了。路灯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，远远看去，真像个沉静的骑士，默默守护着这座洁净的城市。

到家后，我摊开作业，想歇一会儿再动笔，透过窗户再一次看到了外面的老李。他换下了工装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的中山装，身边没了扫把和三轮车，老李的身板直挺挺地，精神了许多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受了触动。我思量着：或许是为明日凌晨，那抹橘黄色又会准时出现在街头；或许是为老李那乐呵呵的笑容，也或许是为了那洗得发白的干干净净的中山装……我说不清，却坐回了书桌前，还多了一丝期待，期待明天再遇到老李。

后来我经常跟李大爷打招呼，只是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说大家都喊他“老李”。其实我经常感到奇怪，明明一天能碰到好几次的人，怎么在那之前就没见过似的。是因为他们身边总围绕着扫地的沙沙声吗？还是因为他们每天没有什么言语，只是佝偻着身躯，一点一点擦亮这座城市的黎明？

很早就背天才王勃的佳句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，真正读懂其中深意，却在一个金黄之秋。

彼时校园里的杨柳、梧桐都已显出枯黄，落叶随处可见。只有那棵银杏，金黄有，青绿也有，显出一种沉静的生机。

不过，最初注意到它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这番感想。

那时我与同学哼着歌走在校园长亭，瞥见一旁的银杏树，只觉得它在一众葱茏里太过内敛；再加上结出的果子带着异味，更惹得大家纷纷侧目。我亦在心里嘲笑着，笑它其势不扬，笑它结出的是惹人嫌恶的苦果。

毕竟我可没有落入此番境地。从上学起，我的成绩一直不错。无论平时练习或考试，只需略微发力，便不会落于人后。因此，“聪明，厉害，天才……”一类的光环常在身边萦绕。在我心里，做树也当如那肆意舒展身姿的梧桐，怎么能像银杏这般绿得平庸呢。

很快，初中第一次大考如期而至，我一如既往的骄傲入场，两个小时后，却心如死灰地走了出来。“什么破题目，肯定是出得太偏了！”我这样感叹着，却安抚不了心里的恐慌。

很快，成绩单摆在了眼前，那刺眼的分数和排名像针一样戳破了我可笑的“天才”幻梦。就连平日最拿手的语文都没能及格。身边的质疑与嘲讽不断，我瞬间看清了自己的渺小——看见了吧，你还差得远。

可自负的后果不是一句自省能解决的，这样一个老师、家长眼中根本不足道的挫败，竟致我开始无故头晕、恶心，我常莫名在心底涌起一股愤怒，一次次用力捶打着书桌，恨不得摔烂眼前的水杯、撕掉桌上的书本，再也不必接受这失败。

后来，我开始不愿回家。放学后，我常独自瘫坐在长亭的石凳上。望着说说笑笑的同学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孤独，我总是坐到夜色渐浓，校园里归于安静。母亲问起，我便回说在学校，并不作更多解释。

渐渐地，长亭成了我的庇护所。只有坐在这儿，才能抑制我心中焦躁。

一次，我照旧坐在石凳上出神，一片金黄的银杏叶轻轻飘落，恰好落在我眼前。我抬眼望去，满树银杏叶在秋风的吹拂中摇曳翻飞，宛如一串风铃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已经太久没有关注过这银杏了，顿时被这景致吸引，缓步走过去，才惊觉校园早已步入了深秋，而那棵曾被我嘲笑的银杏树，竟成了这长亭处最具生机的一棵。

自那时起，我不止在放学后才坐在长亭，课间、正午，只要有空闲，我总要过去看一眼。深秋的银杏，枝头缀满金黄的叶片，秋风掠过时，不时有金叶簌簌飘落，像是要一片一片地为大地铺上金箔，阳光映照时，金箔更显出熠熠光辉。

原来，这才是它最美的时刻。春去夏来，它还在默默生长，努力抽出新枝、长出新叶，却被我嫌弃、嘲笑。直到深秋，它才以最耀眼的模样，在一众萧瑟中绽放。我不自觉地把双手覆在银杏树的躯干上，闭上眼睛，似乎想听到它的心声。它当然不会与我交流，可我还是听到了清晰的言语——“别怕。”这声音来自我的心底。

后来，我回到长亭背起了书包，又是一阵秋风，银杏叶的清香拥抱了我。我捡起一片飘落的银杏叶，忽地豁然开朗：哪有什么散不去的阴霾，不过是自己不敢向前；哪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，不过是把前路想得太坎坷。

如今，再回到这银杏树下，那一刻的顿悟与温暖，依旧清香怡人。

梅雨时节午后，空气里仿佛能拧出水来，湿漉漉地裹着人。阁楼里光线昏暗，尘埃在唯一一束天光里缓缓沉浮。我偶然挪开角落那个沉重的旧木箱，箱底，一堆碎瓷静静地躺着，像被时光遗忘的碎片，泛着清冷的光。

祖母闻声走近，看到那些碎瓷，忽然僵住了。她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，此刻盛满了复杂。那是何种心绪，最初我并不能看清。只见她枯瘦的手指微微颤抖，拾起一片碎瓷，喃喃道：“这是你曾祖父最爱的青花瓷瓶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，“十年前，他走得很突然，我一进门，就看到他倒在地上，身旁是一地的碎瓷片。”

祖母没再多说，我却理解了这碎片缘何沉埋箱底，从祖母的神情里，更是不难得见：这碎瓷从未被遗忘，它只是被封存了起来，以封存那悲伤的过往。“试试把它拼起来吧，”我对祖母说，“也许，它也想重见天日。”听到我的建议，祖母又现出复杂的神情，似乎有诧异，有怀念，还有些什么，我说不清。良久，她才开口：怕是拼不起了吧。

“一定能！”我不知为何如此恳切。

于是，那个漫长的暑假，我开始了与碎瓷的对话。

最初，我像个莽撞的探险家，急于征服这片陌生的“废墟”。我信心满满地将所有碎片倒在桌上，试图一眼看穿它们的肌理。可那些云纹与莲瓣星星点点地落在了每一块碎片上，纠缠不清。我拿起一片，又放下，再拿起另一片……反复比对，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衔接点。胶水沾满了我的手指，黏腻腻的，让人心烦意乱。挫败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，越收越紧。我开始急躁，动作也越来越粗鲁。一次，我好不容易拼凑了几片，却因为用力过猛，刚粘好的部分“哗啦”又散开了。我猛地推开桌上的瓷片，想放弃让瓷瓶死而复生的愿景。可它们碰撞在一起，却发出了清脆的响声。这细细碎碎的响动，一下唤起了祖母的眼神，我又想起了她的落寞。

正是这时，一只枯干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肩上，我侧过头，看见了祖母。她从我的身旁坐下来，捡起桌上的软布，蘸了点水，颤抖着手，极慢、极轻地擦拭着每一片碎瓷。她的眼神那样专注，仿佛在抚摸婴儿的脸庞，又像是在与故人低语。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她的白发上，也照亮了她手中那片小小的青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读懂了她眼中的其余内容，是怀念，是珍重，是愧疚。

我重新坐直身子，学着祖母的样子，先按形状分类——带弧度的可能是瓶身，平整的可能是瓶底，有棱角的是瓶颈。渐渐地，碎片在我脑海中活了过来。我开始用纸板做模型，每找到两片相吻合的，就在模型上标记。

这个过程缓慢得如同苔藓生长，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与喜悦，更在与祖母的陪伴和交流中理解：原来她不是不想修复，而是不敢。每一次触碰，都可能让她重温那天的慌乱与失去。这堆碎瓷，是她与曾祖父之间最后的、无声的对话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与这些碎片的互动。每当听到两片碎瓷严丝合缝地拼合时发出轻微的“咔”声，心中便泛起细密的欢喜。那是一种纯粹的满足，那满足不止为复原瓷器，更因祖母舒展的笑容。

最神奇的是，我触摸到了瓷器的生命。那片片碎瓷上，各自保存着一段生命密码。工匠的指纹，烧制留下的气泡，断裂的缠枝莲，破碎的云纹……都在拼接中重新生长，在整合中再度舒卷。

当最后一朵莲花的芯，稳稳落入唯一的空缺时，伴随着“嗒”的一声响，我好似点亮了整个世界。修复后的瓷瓶布满金色的裂纹，如星河流转。它不再是完美的青花瓷，却比完美更动人。

我也理解了曾祖父为何钟爱它——这不只是一件器物，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它曾陪伴他度过无数个清晨与黄昏，见证过他的欢笑与沉思。它的美，不仅在于釉色与纹饰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岁月与情感。

它终于活了起来，带着满身的伤痕，活成了独一无二的“这一个”。祖母站在一旁，眼中泛起泪光。她轻轻抚摸着瓶身上的金缮纹路，与我相视而笑。

如今，这只青花瓷瓶立在我的书桌上。它不言，却时时在诉说。每当我被眼前的难题困住，抬眼看见它，便仿佛回到那个湿润而安静的夏天。是它告诉我，生命里那些遗憾与修补，不必躲避或隐藏，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，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开始的地方。

裂痕深处，自有星河长明。

一九九九年，我在沂水县第二中学复读。

说“复读”两个字的时候，我的舌头会不自觉地抵住上颚，像咽一颗没化开的药片。爹从不提这两个字，只跟村里人说我“还在念书”。那个“还”字咬得很轻，我听起来却格外刺耳，像油锅里的水，滋滋作响。别人问起我娘，她就一句“没考好”，便不再说话。娘手里的麻线拉得嗤嗤响，能把所有的追问都缝进鞋底。

这一年，沂蒙山区跟往年没什么两样。七月，漫山遍野的洋槐花照例开得铺天盖地，白花花的，像把云彩撕碎了晾在山坡上。空气甜得发腻，混着牛粪和麦秸的味道，从胡家庄一直漫到镇上。镇上的中学还是那两排砖瓦房，一个土操场，操场边上有棵歪脖子槐树，树上挂着一口生铁钟。上课下课都靠老孙头敲钟。老孙头六十七了，背驼得厉害，走路的时候两只手背在身后，像一只老得不能再老的公鸡。不过，敲课钟，老孙头比公鸡还准时。

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高考前，出了一件事。

那件事像一把刀，把我十七岁的人生齐齐切成两段。前半段我是一个复读的农村孩子，每天骑八里地的二八大杠去学校，车把上挂着我娘装的铝饭盒，脑子里装着没背熟的时事政治和解析几何。后半段是什么，我到现在也不能说清楚。

“你们这些人，”赵老师的嗓门比下课铃都响，“你们知道什么叫失败吗？失败不是你没考上，失败是你不敢再考！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赵老师的眼睛盯着教室后面的黑板报。黑板报上写着“距离高考还有XX天”的倒计时。倒计时每天由值日生擦掉重写，粉笔印子一层摞一层，像年轮。

赵老师名援朝，是复读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他是一九五零年生人，据说他爹一拍大腿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名。赵援朝五十不到，跟敲钟的老孙头一样，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背在身后，右手握着左手腕，脑袋微微前探，总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但是他比老孙头还瘦，像一根风干的腊肉。课堂上的赵老师很有激情，讲到动情处还会猛拍讲台，惹得粉笔灰群起飞腾，在阳光里乱窜。

我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。距离考试还剩三个月的时候，我的同桌不来了，说是家里人手不够。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的座位。往左，我能看见操场上的歪脖子槐树；往右，能看到对面文科班的窗户。

窗户后面坐着白小棠。

全县复读的文科生一共十一个，全挤在一个班里，白小棠是其中之一。我俩的教室只隔着一道走廊。

一天下午的自习课上，教室里闷得像蒸笼，所有人都低着头做题，笔尖划过纸面，像蚕在啃桑叶，呲呲啦啦的。我扭头看向窗外，想透口气，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对面的窗户后面，看见了白小棠的侧脸。

她正低着头看书，刘海垂下来遮住半张脸。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，照得她的耳朵红得透亮。她大概是被题目难住了，咬着圆珠笔的笔帽，眉头紧皱，不一会儿她松开了笔帽，嘴角翘了一下，动笔写起来。

那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侧脸。

后来我很多次回想那个下午，回想我把眼睛从窗户后面移开时的情景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心脏跳得像老孙头敲的上课铃，又快又急。我的手心里全是汗，解析几何的卷子被我攥出了五个指头印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“胡学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！”

第二天下午自习课，我又看了。

……

复读的日子又慢又快，教室里隔三岔五就有座位空出来。对很多家庭来说，比起复读参加高考，地里的大蒜和麦收都更重要。赵老师经常看着空出的座位摇头，留在教室里的同学，头也低得更沉了。

那时候，我经常怕爹突然喊我跟他一起下地，我们家不比其他家庭条件好。但是整个六月，我都没怎么见过爹。通常我上学前，爹已经下地了；我放学回来，爹还在地里。

到了六月的尾巴上，天气已经热得不讲道理，好在爹娘能在家里编蒜了，总能躲会儿阴凉。

那天是六月二十八。早上一睁开眼，凉席子湿透了，后背粘了一整晚，起身的时候像扯胶布一样。墙上的时针才指着“4”，娘就已经在灶房里摊煎饼了。鏊子烧得滚烫，热气扑在娘脸上，娘的脸红得像夕阳。她看我进来了，用下巴指了指桌上的搪瓷缸子，里面是半缸子凉茶。茶叶梗子躺在缸底，像泡烂的树枝。

“今天骑不了车子了。”娘说着，手没停，竹刮子在鏊子上飞快地转，“你爹昨天没顾上补胎。”

“八里地，走过去要四十分钟，早自习六点半就开始……”我一边盘算着时间，一边抓起搪瓷缸子猛灌了两口凉茶，又把茶叶梗吐回缸子里，把铝饭盒装进书包。娘早就在饭盒里装好了两张煎饼，一块咸菜疙瘩，一个煮鸡蛋。煮鸡蛋是最近才有的，娘说高考前要补脑子，每天给我煮一个。家里的鸡长大了，一天下一个蛋，刚好够我吃。

我走出院子的时候天已经亮了。东边山头上一片橘红色，像鏊子底下的火。空气里有烧麦秸的味道。村口的大喇叭在放《东方红》，声音断断续续的。路边的狗尾巴草上挂着露水，没走几步裤腿就湿了，贴在脚踝上，清凉得很。“今天走水路吧，反正这几天没下雨”我这样想着，很快就走到了柳沟河。

柳沟河不大，上游有个60年代建的小水库，堤坝年久失修，娘经常提醒我不能从这里走，“河上又没有桥，只有一排石墩子，水一涨，就把你淹得透透的！”娘说这话的时候格外用力。“就走这一回。”我踩着石墩子过河，心里回着娘的话。

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看到离河对岸不远处的石墩子上有一个人。

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，袖子挽到胳膊肘，下面是条蓝布裤子，裤脚也挽着，露出两截白生生的小腿。她的头发用一根红皮筋扎成马尾，弯腰的时候马尾从肩膀上滑下来，发梢浸到水里，像一尾黑色的鱼急着游回河里去。她一只手提着凉鞋，另一只手在河水里来回拨弄，好像在捞什么东西。阳光照在水面上，映出金闪闪的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那是白小棠。在窗户对面看了她几个月，我早就打听到她的名字了，原来她高中也是在二中读的。她家在柳沟河另一边的村子，就她和她娘两个人。前阵子复读班里还有流传，说她天天放学不回家，一气儿在学校学到天黑。不过最近大家已经换另一种说法了，说她已经不准备参加高考了。我不知道这传言是真是假，但确实已经好几天没在窗户对面看见她了。

“胡学文？”她直起身，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水珠，朝着我喊。“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嗯。”我咽下疑惑，站在石墩子上，小声应了一句。

“你今天怎么走着？”

“车胎坏了。”我回。

“哦”她点点头，“我是文科复读班的。我叫白小棠。”

“我……知道。”我想往前走，又迈不动腿。

她歪着头轻轻笑了笑。那笑容真像被阳光映照的水波一样，闪闪发光。我开始往前挪了，“可不能迟到！”我嘀咕着劝自己。

她冲我扬了扬手里的东西，那是一块石头，拳头大小，被河水冲刷得圆滚滚的。“你看这个石头，好看吧？”她举着石头对着太阳说。

“嗯。”我已经快走到她跟前了，“你不去上学吗？”我终于主动说了一句话。

“它身上有一条白线，像地图上画的河。”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嗯”我简单回应着，径直从她身边走过，没有回头。那时候我有些失落，她好像完全不在乎我说什么。不过，我没走几步就听见她在后面喊：“胡学文，你能考上……”

我也没再回应她，只是后背僵住，脚下顿了顿，就继续往前走了。我心里有很多疑惑，“难道我被她发现了？那她怎么没生气？刚才她是说我能考上？最近她怎么不上学了……”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，一步接一步，一直走到一片杨树林时，我才慢下来。阳光穿过树叶，斑斑驳驳地洒在地上，又明又暗的。我踢了一脚地上的树枝，那些疑问又跑了出来。

到了学校，我的眼睛总是被对面的窗户吸引，可是窗户后面始终空无一人。要是早上不走这么急就好了，我心里又翻涌起了那些疑问。

进了七月，暴雨也开始不讲道理。白天还是大太阳，夜里雨点子砸在瓦片上，就像擂鼓一样。我倒是睡了个凉快觉，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，囫囵咽了几口饭，蹬着自行车一路狂奔。

可是，一到学校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是卡着六点半进的教室，往常咿呀着读书声的教室鸦雀无声。赵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两只手撑在讲桌边沿愣了一会儿，才看着后面的黑板开了口：“算上今天，距离高考还有七天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高考倒计时已经换成了一行大字—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字是用红粉笔写的，笔画粗得像用刷子刷出来的。湿抹布涂抹的水渍混着红色的粉笔灰流下来，在白灰墙上留下几道长长的印子。

“同学们一定要相信……”赵老师说，声音很轻，轻得不像是他。话音落下，他撑在讲台两侧的细胳膊血管已经凸出来了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，背着手穿梭在同学们之间，而是继续两手撑在讲台上咽着唾沫，像是还想说什么。大家也在等着他似的，没有人出声。

“距离高考还有七天，早自习的教室里安静得铅掉在地上都能听见，实在是不对劲。”我正出神，坐在第一排的张建国站了起来，“赵老师，您别担心！”

“别担心？担心什么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我戳了戳前桌问。

“听说隔壁文科班有人死了。”同学回头小声嘀咕着。

“啊？你说啥？”我没听清。

“就是那个放学后还在学校学习的！”后桌推着桌子往前凑着对我说。我的后背一阵发凉，转过头去确认，“谁？她咋了？”

赵老师听到了我们的动静，朝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圈教室里剩下的同学。他的眼神也跟以往看我们的时候不一样。

“是白小棠，文科班的白小棠出了意外。”赵老师的声音有点抖。

教室紧接着炸开了，同学们的唏嘘像滚油锅里浇的一瓢水，混着铁皮椅子砸在水泥地面上的动静，在我耳边呲呲啦啦地响。我瘫坐在地上，什么也没听清，只剩赵老师的那句话钉在我脑子里，“文科班的白小棠出了意外”。

后来，赵老师让同学把我架到了办公室。等我缓过来，他递给了我一个本子，说：“这是收拾白小棠的课桌抽屉看到的。”

本子是牛皮纸封面，角上微微向上翻卷着，封面上写着“白小棠”，“看看吧。”说完他就起身出去了。

我没顾上想为什么他会把白小棠的本子拿给我看，下意识地就翻开了那个本子。第一页是时事政治的笔记，关于香港回归的意义，字迹工整，用红笔画了重点线。第二页是历史大事年表，从夏商周到明清，密密麻麻写了两面。

第三页开始，就与知识无关了。

6月4日：“娘不想让我念了，地里的活干不过来。”

6月5日：“对面做题的时候也爱咬笔帽（笑脸）。”

6月6日：“知识改变命运，考完就解放了！”

6月7日：“今天放学再多学会儿吧，真希望快点考试……”

6月8日：“原来他叫胡学文（笑脸）。”

6月9日：“娘说女孩上完学还是一样要嫁人，可是……”

6月10日：“知识改变命运。”

6月11日：“听说胡学文成绩还不错（笑脸）。”

6月12日：“也许上了大学，娘就不用下地了……”

6月13日：“今天再多学会儿吧，回去也不知道怎么跟娘说。”

6月14日：“今天起走着上学，让娘骑自行车，这样她能……”

6月15日：“昨晚上没睡着，今天语文课上直打盹儿（哭脸）。”

6月16日：“昨天娘在屋里哭，我听着了，白小棠你一定要考吗？”

6月17日：“我读书又不比别人差。”

6月18日：“再一次！知识改变命运！”

6月19日：“昨晚上又没睡着，中午趴会儿吧。”

6月20日：“听说胡学文学习也挺好的。”

6月21日：“知识，知识，知识，你能改变娘下地的辛苦吗？”

6月22日：“就算不上学也可以读书，对吧白小棠？”

6月23日：“最近胡学文学习更用功了（笑脸），他比我幸运（笑脸）”

6月24日：“娘的手被大蒜毒烂了，明天，明天就不上学了吧……”

这是白小棠写下的最后一页。我合上本子，手指按在牛皮纸封面上，看着白小棠的名字。窗外的知了一声接一声地叫，混着老孙头的下课铃声，吵得人心里更热了。没一会儿，赵老师回到了办公室，跟我讲了白小棠的意外。

昨晚下暴雨，第二天柳沟河涨水了，河里的石墩子只有边上两个能看得见一点儿，白小棠想踩上石墩子过河，最后被河水冲跑了。赵老师告诉我，白小棠的娘说，那天她是想再回一趟学校，把自己的书本都收拾走。

中午，我跟赵老师说想回家休息半天，他先是没说话，从兜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叼在嘴里，又把烟夹在了耳朵上。然后才看着我说：

“行，明天就打起精神了。”

老孙头的下课铃盖过了知了叫。出办公室门前，赵老师跟我一起站了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。

那天下午，我先去了柳沟河。

石墩子还没露出来，我把自行车倒在一边，沿着河岸一直往下游走，看见了一棵被水冲倒的槐树。槐花已经落光了，只有光秃秃的枝杈戳在半空里。树根朝天翻着，挂着水草，像伸着手。我在那棵槐树旁边坐着，捡了一根树枝在旁边拨来拨去，直到天快黑了才往家走。

回到家，灶屋里的灯亮着。饭桌上罩着一碗已经坨了的面条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。娘坐在灶台边的小凳子上，手里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，针扎进去又拔出来，跟往常一样。

“面坨了我给你热热。”娘说。

“我不饿。”

“不吃饭哪能行。”

灶房小，娘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手蹭到了我的胳膊。她的手很粗糙，手背上数不清的疤痕已经跟皮肤的纹路融为一体。

第二天，我准时到了学校。

学校里一切如常，除了有人重复着白小棠被水冲走的故事。我蹲在教室后的墙根底下，听说昨天白小棠家围了很多人，把门口都塞满了。她娘一直哭得背了气。

“听说她娘早就不想让她念了。”

“可她成绩很好啊！”

“她娘供不起吧。”

“再考不上俺家也不让考了。”

……

各式各样的讨论又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了。太阳很大，晒得我头皮发麻。我蹲在那里，看蚂蚁在地上爬，一只一只，排着队，沿着墙根的裂缝走，数到第六十八只蚂蚁的时候，蚂蚁变成了重影。

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从柳沟河走过去的时候，白小棠手里那块石头——那块拳头大小，有一道白色纹路的石头。她最后把它带回家了吗？

这个问题像一根鱼刺卡在我喉咙里，吞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我忍不住想，要是她把那个石头捡回去了就好了。可是捡回去和不捡回去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不知道。怎么样才叫好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世上可能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，就像突如其来的暴雨，带来了清凉，带走了白小棠。

语文课上，赵老师又像往常一样，双手撑在讲台两边，细胳膊上血管凸起，激昂慷慨地喷着唾沫，拍着粉笔灰。

回家后，爹让我把自行车倒立在院子里，说要再把自行车的车胎翻出来检查一遍。他麻利地扒着轮胎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不能让它掉链子。”

“爹，”我蹲在旁边看着他，“要是我今年还考不上呢？”

“地里的麦子今年收成不好，不耽误明年再种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爹一直没抬头，手里的木榔头不停地敲着内胎上粘的废皮子。

等重新打好气，爹把自行车放好，拍了拍车座上的土，就转身进了屋。

我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辆修好的自行车。车漆掉了一大半，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，车把上的胶皮套裂了口子，脚镫子磨得锃亮。

天黑了，院儿里的槐树把影子投在地上，月亮从树叶缝里漏下来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我想起了黑板上的那几个大字——知识改变命运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个梦。梦见柳沟河的河水清得见底。白小棠站在河对岸，还是穿着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，袖子挽到胳膊肘，手里举着一块石头。石头上的白色纹路闪着银光，跟河水被阳光照着的时候一样。白小棠冲我喊了一句什么，但河水的声音太大，我听不见。我想走过去，石墩子却一个接一个地沉进水里。她还在喊，嘴一张一合，马尾辫被风吹起来，红皮筋松了，头发散开，变成了槐花枝，她的身子变成了树干，河面也变得很宽很宽，水声震天响。白小棠开满了槐花，直挺挺地在河里站着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，高考第一天。

天还没完全亮，灶房里的灯亮着，娘已经在忙活着了，煎饼的香味从门缝里钻出来，和雾气搅在一起。

铝饭盒里照例是两张煎饼、一块咸菜疙瘩，鸡蛋有两个。娘说第一天考试，吃两个，补脑子。她把饭盒递给我的时候，手上新缠了一块白胶布。

“路上慢点。”她说。

爹蹲在院子门槛上抽烟，见我推车出来，把烟头踩灭，用大手摩挲着车座子。“时间还早着哩。”他说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骑得很慢，出了院子后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爹娘并排站在院门口，晨光从他们背后照过来，爹娘成了两个黑影。

一路上，我的脑子像上了油的车链子，不停地转。我想起了娘被鏊子烤红的脸，想起了爹扛着麦子往粮仓里倒，想起了讲台上的赵老师，想起了敲上课钟的老孙头，还想起了我的座位——倒数第三排靠窗，对面教室的窗户后是白小棠。想到白小棠，我的车子一拐，来到了柳沟河边。

柳沟河的水已经退了大半，河水清亮亮的，从石墩子之间流过去，匆匆淙淙地，像是有人在说悄悄话。我下车，用柳沟河的水，洗了一把脸，捡了一块石头，拳头大小，圆滚滚的，表面有很多纹路。

到了考场门口，我把石头放在了盛饭盒的网兜里。

第一场是语文，作文考的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，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脑子浮现出了攥了一路的石头，前几天的梦，还有梦里白小棠变成的槐花树。

高考三天，下了两场雨。

最后一场考试的时候，天放晴了。我从考场出来，操场上站满了人。有考生，有家长，有推着自行车的小贩在卖冰棍。阳光把所有人的脸照得明晃晃的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哭，有人把书包扔向空中，课本和试卷散落一地。

赵老师站在校门口的槐树底下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在手心里一下一下地敲。他看见我，把扇子一合，朝我走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昨天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。”我说。

“正常！”他说，“你们数学老师不是常说嘛，那道题本来就没打算让人做完。”

他陪我走了一段路。走到岔路口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把手里的折扇递给我。扇面上写着一行字——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

我接过扇子，站在原地看着他跟其他同学打招呼，又看着他走远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拖到我脚边。

八月，录取通知书来了。

我被省城的一所师范院校的物理系录取。我娘不识字，只是红着眼眶来回摩挲着通知书上的红印章。我爹晚上多喝了两盅酒，喝完了又去院子里编蒜了。

去省城的前一天，我又去了柳沟河，攥着我捡的石头。

我沿着河岸往下游走，走到那棵被水冲倒的槐树跟前。树还在，根还是朝天戳着，但旁边长出了新芽，从老树桩的侧面钻出来，嫩绿嫩绿的，有手指头那么粗。

我把那块石头埋到了新芽旁边。

太阳从西边照过来，把河水照成金红色，像娘做饭时的脸。远处的胡家庄升起了炊烟，细细的几缕，在晚风里歪歪斜斜地散开。

那天我去谢苗诺夫卡村看老伊娃，路上风雪越来越大，像是要把世界都吞没似的。为了不淋湿雪橇里的木柴，我闭上眼睛，加快了速度。

“多谢您，阿列克谢。愿上帝保佑您。”我虽然比老伊娃小了快六十岁，她仍旧用敬称称呼我。过去我曾玩笑似的问她，你是从血统上称呼我，还是因为我送的木柴呢？老伊娃总是眯着眼睛不作声，她的眼睛弯弯的，皱纹以此为根系弥漫着。

老伊娃说话的时候，还在擦拭一个红铜的水壶，我帮她把劈好的柴添在炉子里，淋了雪的柴噼噼啪啪地响得更激烈了。老伊娃听不见这些，等着火焰高高地耸起之后，把水壶坐了上去。

紧接着她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拄着拐杖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：“我老啦。”

“这话说得真奇怪，不是老了七十多年了嘛，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感慨？”我打趣道，不忘端着杂菜汤，递给她：“那也得吃饭。”

老伊娃把黑面包泡在杂菜汤里。我则在面包上涂了酸奶油，龇牙咧嘴地咽下去。这属实不太得体，但这硬挺挺、扎着喉咙的面包，并没有给我得体的条件。

吃完饭后，和往常一样，她坐在铺了粗布毯子的木椅上，我在餐桌上摊开纸笔，等待老伊娃口述那些宝贵的过去。

老伊娃已经一百多岁了，在这人人为生计发愁的村子里，除了我，没人对她感兴趣。有些人甚至觉得她活得太长了，更不愿意和她来往。

我，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，所谓的贵族，却与她相伴多年。说起来，我并不觉得自己和她有什么两样。反倒是她，作为一部活的历史书，实在比我们这些人更丰富，更值得探索。

老伊娃突然站起身来，我看她准备挪动凳子，连忙代劳。她提起裙子，竟然准备站在凳子上，我赶紧阻止她。她摇摇头，坚持自己爬上去。我只好在旁边张开双臂，害怕她的骨头突然散了架。

她在顶柜里摸索了半天，抱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盒子，我想帮她接过盒子，她却只伸过来一只手。

老伊娃轻轻擦拭着盒子，坐在我对面：“阿列克谢，我没有什么能感谢你冒着风雪送来的柴火，只有这个。”说完，她又嘀咕了一句，“况且，我也快来不及了。”

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个贵族才能拥有的锡兵玩具，黑色鸡冠帽，宝蓝色军服，只是掉了两枚勋章，留着两个深色的洞。我在家传的玩具盒中见过，那是我父亲和祖父留给我的。据我所知，老伊娃的血液里流淌的不是蓝色的血液，这个玩具恐怕不是从她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，也不会是她的儿子或孙子的，她一生无儿无女。

不等我发问，老伊娃已经开口：“阿列克谢，您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会有这个。”

我赶忙把杂菜汤和黑面包挪到一边，铺开纸张。

“它之前的主人，是个囚犯。做囚犯前，他是沙皇。”

我握紧了拿笔的手，锡兵玩具还在另一只手里。

“您应该听说过，七十年前，我们有一位漂亮的公主成为沙皇，她的皇位，是从一个孩子那里抢来的。

那是1752年，我还住在达加夫格娃。很多乡下人失去了食物和自己的家，我的孩子没有活过满月。这个时候，一位老爷雇用了我，他说，让我去照顾那个囚犯。

那囚犯还很小，我知道他是沙皇，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，他的头像被印在硬币上，他和硬币上长得没有什么分别。但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些，更不能提起他的名字。后来，有人来检查，收走了所有刻着他头像的硬币。

我还是知道了这孩子的名字，一个狱卒不小心说了一句‘伊凡’，就再也没有说过话。

我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，自己也像个囚犯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到了霍尔莫戈雷。没多久，我们就见到了女皇和王储。如果不是被选中照顾囚犯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沙皇和未来的沙皇。可是，我宁愿从未见过他们。”老伊娃的声音开始变得不平静，我抬起笔，没有作声。

“她的确是个美人，但也很严厉，在她面前，人人都不敢说话。

她先是问守卫：‘他学会说话了吗？’我低着头，垂着眼睛，心里却在暗暗祈祷，尽管我教这孩子说话时足够小心，从未被守卫听见。

守卫回答说没有。

女皇还是半信半疑，又对伊凡说了几句话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，上帝啊，这孩子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露馅。我把手里的笔和锡兵玩具握得更用力了。

好在伊凡什么也没说，像一个婴儿一样，虽然他早已过了该说话的年纪。

女皇看向王储：‘你要听我的话，不然会像这个小囚犯一样。’

王储吓得连连点头：‘我知道，亲爱的姨妈，不过他实在太可怜了，我可以送给他一样礼物吗？’

女皇看了王储很久，才说：‘好吧，不过就这一次。’也许女皇有那么一瞬间，也会同情这个被她亲自囚禁起来的孩子吧。

好心的王储蹲下身来，递给可怜的伊凡一个锡兵玩具，就是你手中拿到的这个。”

我摩挲着锡兵玩具身上那两个深色的洞：“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它，勋章都磨掉了。”

“他很喜欢，要知道，他从来没有过玩具。他看了看玩具，又看了看王储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女皇的眼睛紧紧盯着小伊凡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……”说到这儿老伊娃停下来端起了杂菜汤，喝了一口。

“然后呢？女皇有没有发现这孩子会说话？”我忍不住催促着，说出来又觉得有点荒诞，我口中的孩子，比我还大十几岁呢。“女皇给了我一个金币，就带着王储离开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我长舒一口气，“那后来呢？”

老伊娃嘴角撑起了一点微笑：“后来，小伊凡还偷偷对我说：王储是好人，我们要为他祈祷。他可真是个好孩子。

他开始爱玩国王对士兵训话的游戏，我问他：‘为什么你不能扮演士兵呢？’他回答我：‘因为我是国王。’吓得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啊！”我不禁停下了手中的笔。

“他这么聪明，我怎么忍心让他一辈子不说话、一辈子不识字？我有一本破旧的《圣经》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书。渐渐地他能记住《圣经》上的故事了，有时候他指着《圣经》问：‘树是什么样的？鸟是什么样的？’我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些。”

我胸中涌起一口气，又不想打断她，只好咽了回去，继续听老伊娃说着。

“很快，他长高了一点，我却觉得，他的眼神有点呆滞，动作也变慢了。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就被分开了。”老伊娃的嘴角又恢复了平静，眼睛则一直看着站在桌上的锡兵玩具。“他去了哪里？”我问，身体也随着这句话往前探着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只记得分别的那一天，”老伊娃微微抬起头，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，我看得出她不想让眼泪掉下来，“他问我，他是不是要死了。我只能回答他，不要害怕，这只是踏上一条通往永恒的路，走到路的尽头，灵魂就能得到永生。”

“所以他把玩具留给你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。在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”

“那这是……他到现在，也有七十岁了。”我原本想继续追问，不知为何，话到嘴边，却变了模样。

她嘴角又牵动起来：“不，他早已去了天国。

我搬到了谢苗诺夫卡，每一天，每一刻，都在想念可怜的伊凡。”说到这，她的身体震动了一下，仿佛被吓到了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：“我为好心的彼得沙皇祈祷，我相信伊凡也在这么做。”

她继续说：“那应该是1767年，一个乞丐一样的人敲开了我的屋门。我一打开门，他就跌倒在地上，我赶紧把他挪到椅子上，给他倒了一碗大麦粥。

他缓过来以后，叫了我的名字——叶夫多基娅·帕夫洛娃。我很震惊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全名。”

她又打开柜子，拿出一本老旧得几乎破烂的《圣经》，打开扉页，指给我看：“我曾经指着它，教伊凡念我的名字。”

“那个人是伊凡吗？”这次我没有按捺得住急切。

“不是。他叫别里科夫，他的家族忠于伊凡的母亲。米洛维奇找到他，计划营救伊凡，他的任务是混进什利谢利堡要塞，扮成狱卒。我照顾了他很久，他把那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。”

老伊娃的声音颤抖着，抬起手在胸口画着十字，“1764年的夏天，米洛维奇带人逮捕了要塞指挥官，要塞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喊杀声、枪声震天，别里科夫趁乱往伊凡的囚室跑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

囚室的门敞着，冰冷的石墙上溅着血，伊凡靠在墙角，胸口的衣服被血浸透，可手里还死死攥着这个锡兵玩具，宝蓝色的军服被血蹭得发暗，他却不肯松手。别里科夫蹲下去，才发现他还有最后一口气。”老伊娃有些哽咽。

“伊凡的手指慢慢松开，拼尽全力把锡兵塞进别里科夫手里，他已濒临死亡，他的声音轻得只有别里科夫能听见：‘带给叶夫多基娅·帕夫洛娃，我的好奶奶，我爱她！’”她激动得几乎要站起来。

“那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指令，任何人敢救伊凡，伊凡就必须死。”我能听出老伊娃声音里的酸涩，像堵了一团棉花，“米洛维奇当场战死，别里科夫成了逃犯，他只记着一个名字，沿着北方的村子一路问。问了三年，竟真的找到了谢苗诺夫卡，找到了我，把锡兵玩具送到了我身边。”

老伊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她缓缓地坐了回去，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，我没有听见她的抽泣声，只看见她枯树枝一般的手在抖动。我递过手帕，难掩心中伤感：沙皇与平民，生者与死者，在这一刻，都只不过是一个人。

羽毛笔的笔尖早已干涩，我竟不知何时又停了笔。我怔怔地看着那锡兵玩具，许久，才对老伊娃说：“雪停了，谢谢你的锡兵玩具，我会珍藏的，下个月我再来看你。”她没有出来送我。

我坐在雪橇上，周身是一片雪白。在茫茫的安宁中，我握着手里的锡兵玩具，说不清在想什么。

一个月后我再来的时候，老伊娃坐在一碗干涸的汤碗前，神情安详，永久地闭上了眼睛。

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些老伊娃的遗物，将那本《圣经》与老伊娃一起安葬，便回到了镇上。

街头巷尾挂满彩带，歌舞声震耳欲聋，人们欢呼着，“我们的沙皇打了胜仗，教训了科西嘉岛的矮子……”1812年的荣光，笼罩着这座城，没有人再会记得一个幼儿傀儡，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别里科夫和米洛维奇，没有人会记得老伊娃。

我走在热闹的人群里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心里长出了一个念头：老伊娃，“锡兵玩具”的故事会留在历史长河里，这便是你和伊凡的永生。